如同《金融时报》在6月中旬报道，即使在各国旅行限制的状态之下，今年的商学院申请人数，如伦敦商业学院或新加坡管理大学等都有显著增长，其中多个金融硕士项目的申请人数，较往年甚至多出一半。可见已有不少毕业生意识到，在当下的逆境中，比起为没有着落的工作日日烦恼，不如调整心态，重新制定战略，暂时选择一条可以提升自己的道路。毕竟，条条道路，终至罗马。
而坚韧并非意指保持曾经一成不变的行事风格和思维方式。毕竟，在这场疫情之后，世界已经不会再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反之，这段看上去慢下来的时间，实则给了我们改变自己的机会。在保持目标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培养更多的技能——如果不能出门，就尝试学习网页设计或图像设计等新媒体技术；以及最重要的，是深切了解疫情之下种种的条件限制，从而给自己更宽容的时限。
然后我看着自己的照片像幻灯片一样，在学校的YouTube直播上一闪而过。看着之后接踵而至，学院里上百个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相片，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我一个人所承受的失落和困惑，那些和我一样“云”毕业的，此时身在何处？毕业之后，他们又何去何从？
然而，本以为这场全球性的灾难所带来的悲观情绪，会再持续数月时，我开始注意到，有些前期因为生活方式的突然转变而郁郁寡欢，抑或无所事事的人们，最近正在逐渐适应远程工作的模式，从长时间的居家生活里摸索出新的规律，并且开始着眼今后对自身以及环境的最优计划。
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心理学教授南希·达林（Nancy Darling）指出，发展心理学的一个中心理论，是从学校到社会的转折点上，任何细小的区别都可能造成对未来的巨大潜在影响。由此，达林提出，变得更加坚韧也许是帮助毕业生挺过这个转折点的制胜关键。
这也就意味着，从本科生到硕士研究生再到博士，今年从每一个领域毕业的学子，都面临着比往年更为严峻的就业市场。其中蔓延而出的悲观和颓丧，早就在疫情初始显山露水。我身边也不乏辗转于各个行业和国家找工作而无果的朋友。
这些我听说过、幻想过、也亲身见证过的，属于毕业季的帧帧画面，却在我自己毕业的这一天，被一个小小的电脑屏幕吞噬了。我甚至没有办法和老师同学好好地说一次再见，只能在孤独一人的房间里，通过时而不稳定的网络，传来那些熟悉的人们说话时断断续续的回音。
曾经每一个剑桥初夏里蠢蠢欲动的骄阳之下，哈佛广场上每日都有攒动的人群，或许是满怀兴奋相互祝贺的哈佛学子，亦或是千里迢迢前来分享喜悦的父母；曾经每一个身穿学士服的毕业生，都会听自己的名字，在千百众人面前被念到，会站上奖台，从院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来证明自己短则两三年，长则八九年的寒窗努力。
（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媒体电影学硕士、2020年秋季起为美国耶鲁大学电影媒体学及东亚语言和文学双专业博士生）
从2020年初开始席卷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带来了伤病、死亡、低迷的经济、四伏的危机。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的失业率在过去半年里，从去年12月的近50年最低值3.5%，一路攀升至4月的14.7%，达到二战以来最高值，而后5月稍有下降至13.3%。
5月28日，已经居家两个多月的我，和之前每天都一样地坐在书桌前，参加了哈佛大学300多年校史里的第一个线上毕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