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美国政府不断强调的两个基本国策是基于错误判断：一、在21世纪，民主与独裁为首要矛盾；二、美国必须赢而且能够赢的零和逻辑。冠病危机的警示是，国际必须把加强合作共赢放在首位。当主要大国都处于相对虚弱的状态下，竞争往往会被国内政治绑架，容易形成大国对抗。同1914年的国际形势相似，星星之火就可以造成火势失控。
中国在疫情早期的严厉行政和技术手段确实有效，但不可持续。中国取消管制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消费支出反弹，因为更负面的因素抵消了这一反弹，房地产和制造业疲软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房地产崩溃的成本主要由公共财政来冲销债务。但总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上升，意味着利用公共支出支持经济的空间极其有限。这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相径庭。
在2021年1月6日之前，人们大都相信美国的体制永远具有自我完善的弹性。现在，美国民主的持久性本身已成问题。一个败选总统试图推翻大选结果，美国作为民主和法治的灯塔也随之坍塌。
此外，国际社会对西方实行双重标准的批评已成主流。西方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但以色列在加沙却没有犯下战争罪，这从根本上摧毁了“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的主张。已故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美国是世界“唯一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现在的美国却沦为“以色列唯一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连盟友也不愿跟进。
（作者是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生院荣休教授）
但疫情后的世界并不是强强相斗争霸，而是弱弱相争寻求自保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主要大国都被疫情削弱了，而最大危险可能就在于这种弱弱相争的格局，因为每个大国都认为自身安全受损害的原因在于他国，结果是大家的安全感都降低。
总之，当前主要大国都面临共同的现实，即最近的战略冲击没有对任何一个超级国家特别有利，没有一个国家处在够强大的地位足以取得决定性的、持久的优势。
俄罗斯未能征服乌克兰也展示其根本弱点。事实证明，俄国军事技术已经过时，组织和指挥能力也大大下降。它仍拥有世界最大的核武库，以及足够的不可或缺商品，但依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单一经济模式，难以带动制造业和消费稳定发展，长远来说必不可持续。
面对人类共同敌人比如气候变化或者病毒大流行，大国关系本应得到改善而不是恶化。冷战期间有一个共识，外星人入侵地球时，美苏两国会摒弃前嫌，合作抵抗。此次冠病大流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却恰恰相反，不但没有促成大国合作，反而加剧竞争和对抗。本世纪的世界已经历三次战略冲击（strategic shock）：2001年袭击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后的冠病疫情危机。国家安全战略是通过有意识地分配可用资源来管理风险，并提高国家安全的行动计划。“战略冲击”是指突发的破坏性事件，迫使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暂时或永久放弃原有的应对策略。战略冲击有可能改变国家乃至全球的发展轨迹和稳定性。
中国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中国关于“东升西降”的判断看来为时过早，“西方衰落”的口号与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实力并不相符。“西降”是美国社会的严重分裂，中国崛起不是主要原因；而“东升”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体制的脆弱。
从美国来看，它遭受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双重战略冲击打击，即2001年九一一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战略转向导致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代价高昂、名誉扫地；全球金融崩溃则加剧美国的内部分歧，并滋生极端民粹主义，促成特朗普当选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