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评估冠状病毒疫情可能造成的后果，或许还为时过早，尤其是因为未来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波折。一旦我们战胜了病毒，疫情对我们生活所造成的一些改变，可能就会变成暂时的。不过，只要把这些注意事项考虑在内，我们就有可能开始得出一些结论。

至关重要的是，各国政府还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使用数码科技，正如它们应当确保普及教育和医疗一样。除非每个人都能使用这类科技，否则一些重大的国家举措，如冠病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就不可能成功。

比如说，在我看来，我们显然须要对政府的支出核算进行重大改革，以明确区分投资和消费（或维护）支出。如果政府的投资支出是未来私营部门经济增长的源泉，尤其是在具有巨大正向乘数效应的领域，那么这次危机就表明，对所有政府支出一视同仁是愚蠢的。这尤其适用于卫生和教育方面，但也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包括各国政府如何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第四，冠病危机显示，政府可以在不扰乱市场的情况下，投入比大多数人想象的多得多的钱。尽管日益高企的政府债务水平引发了巨大的问题，但金融状况仍然波澜不惊，尤其是债券市场似乎并未受到干扰，这一事实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各国政府在财政上的发挥空间，可以比许多人认为的更大。

作者Jim O’Neill是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部长，现为英国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主席。

第三，虽然首批获批的冠病疫苗，是根据本来针对其他用途的研究改进而成的，但此次疫情很可能会永久性地优化从研究到临床试验和监管审批程序的整个疫苗研发流程。如果真能实现这一点，这应有助于我们对抗未来的病毒变异株以及其他新疫情。

第六，这场危机加速了向科技含量更高的工具的转变，尤其是对消费者而言，从而令许多实体零售商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因此，决策者大概须要重新思考税收的某些方面，包括从网上业务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这至少可以让许多传统零售商拥有更公平的机会，以在我们的购物习惯中继续发挥自身作用。

英文原题：Reflections on a Plague Year

第七，城市房地产（尤其是在那些大型城市）的功能将必须调整。这将须要对办公室、商店和住宅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交通问题提出新的想法。灵活和共享办公空间的理念，很可能会为下一代员工所普遍接受。

最后，冠病危机加速了亚洲在相对经济增长方面的全球崛起，而中国则推动了该地区的崛起。因此，对许多领导人来说，中国的治理结构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结构之间的对比，无论是在全球治理安排还是在处理双边关系方面，将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问题。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

其次，一些国家的疫苗接种进度要比其他国家快。其中的早期领跑者就包括英国，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放松封锁的声浪为何会如此巨大。初步证据显示，冠病疫苗不仅有助于减少重症，还能减少传播。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惊人的消息，而如果疫苗能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疗效，就标志着这场疫情已开始走向终结。但是，如果各国政府过早解除封锁，新的冠状病毒变异毒株对现有疫苗产生抗药性的风险就会增加。

这可能会对经济政策辩论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欧元区是否应该取消将政府债务限制在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60%的财政规则，到各国政府是否应该在一些以往并未插手的部门中保持长期存在。

第五，无论疫情后远程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工作模式都将变得更加灵活。这将带来一系列积极的后果，包括大大减少人们浪费在通勤上的时间、减轻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压力，更大且更具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甚至还可能提高生产力。

举个例子，最近澳大利亚的西澳省仅因为一起冠病病例，就将珀斯市封锁了五天。相比之下，尽管英国每天的新感染率都远高于1.5万例，但一旦有证据表明，当前入院人数和报告死亡人数已过了高峰期，重新开放的呼声就会再次涌现。尽管大家显然都渴望结束封锁，但正如英国所认识到的，除非活跃病例的数量急剧下降，否则任何松绑措施都将是暂时的。

这场疫情也可能会提升制药行业的整体效率和生产力（而非盈利能力）。因此，药企或许能比一般认知中，更快地研发出新抗生素。

首先，很明显的，只要发现一种新的、高传染性和危险的病毒，我们的合理举措就应该是积极行动起来将其尽快消灭，而不是等待和寄望能了解更多。在冠病疫情首次暴发于中国的一年多后，许多采取最积极措施予以应对的国家（主要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境况，似乎都优于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