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要紧的是，这不独是美国一国独有的现象，当下的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莫不是如此。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欧美诸多国家，其右翼势力为何有所抬头了。
而那些因经济危机处于或濒临失业，又一贯没有积蓄传统的美国底层及脆弱中产阶层，自然享受不到这种政策红利，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首先表现为加剧贫富差距。当央行印制新的货币，从而提高了货币的发行量时，无论是信用传导机制或是托宾Q（Tobin’s Q）理论都告诉我们，在信用扩张下的货币供应量上升，首先带动的就是股价、楼价上升。于是，每次出现危机，政府大规模刺激时，在天量流动性的驱动下，富豪的财富，都会随着股市或楼市的上涨而快速累积。
他在2016年大选时就认为，美国正在被外国人侵占，那些外国人引起了失业和犯罪，导致了国家文化的衰败。特朗普明白地反对移民，尤其是拉美移民进入美国，因而在美墨之间树起了一堵高高的边境墙。同时，他还明确地反对自由贸易，提倡关税壁垒。
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大脑、供给学派的创始人拉弗（Arthur B.Laffer），在其专为批判小布什及奥巴马两届政府的2008年金融危机应对政策，所撰的那本题为《重返繁荣：美国如何收复经济霸权》（Return to Prosperity: How America Can Regain Its Economic Superpower Status）的著作里，曾提到：“恐慌之下做出的不理性决策，必会导致恶劣的结果。
奥巴马及其前任的行政团队，却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践行恐慌决策模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财政政策领域已经出现了显著的恶化迹象。税收在增加，支出正以天文速率增长，企业救济和无效的退税浪费了大量的资金。”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他之所以发动贸易战、关税战，目的旨在于保护国内经济发展和民众就业。也就是说，奥巴马及小布什的那套“放水、财政刺激，财政刺激导致大放水”的危机应对之法，为“特朗普们”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无可否认，这种货币和财政的大刺激，确实可收获表面的虚假繁荣。但也正如前所述，在表面繁荣下，往往是危机聚集，进而为民粹特朗普的崛起奠定坚持基础。特朗普正是利用了上述因素在群众中所引起的不满情绪，而极力鼓吹民族沙文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遗憾的是，拜登显然并不预备这样做。近期，拜登团队推出了一个数额高达1.9万亿美元（2.5万亿新元）的刺激方案，以其提振遭冠状病毒疫情重创的经济。这就令人不免担忧——特朗普虽走了，但令其崛起的根基却还在。
其次表现为脱实向虚。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机者带来了亿万财富。这是流量收入远不能相比的巨大财富，这就不免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不如金钱游戏所带来的利益，这自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
这就是当年所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QE）。这种由于公债激增引起的基础货币的虚假扩张，又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就曾说过：“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财政和货币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它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事实上，对于企业亦是如此。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试问谁还会认真地去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营活动呢？如此一来，就自然地出现了经济学家戈拉德·爱泼斯坦（Epstein Gorard）所忧心的那一幕：“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企业过度金融化，即非金融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而减少生产性投资的现象”，即现下人们常讨论的脱实向虚。这无疑会进一步恶化蓝领工人的生存空间。
在当前，发达经济体由于货币滥发，造成严重的物价上涨的可能性不高，但却会造成严重的“资产价格通货膨胀”现象，即一般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基本稳定，只有资产价格暴涨。这种通货膨胀对社会的危害，同样不容小觑。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如不能打破政策的路径依赖，仍还是简单地走在货币、财政双扩张的老路上，可以预见的是，到下一个（或是下下个）美国大选季，“特朗普们”仍会带领他们的支持者，再次冲击国会山。
包括联邦公债在内的各种债务数额越来越大，使其不可能由私人来承购，其中相当大部分就要由美联储来持有。其结果不是由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来消化政府债券，而通常是以增加货币发行量或以“创造”虚假存款，来对政府进行放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