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将美国中产阶级的空心化，视为美国社会本质变化的标志。美国中产阶级人口跌破总人口的50%，也可视为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一个临界点。这也确实部分解释近年来美国趋于民粹化、特朗普兴起的原因。

中产阶级可实现政治制衡

当然，对于这一数据，有机构是颇不认同的。美国知名调查公司盖洛普和皮尤研究中心也都给出相应数值。盖洛普时任总裁克里夫顿于2016年9月曾撰文，驳斥《纽约时报》的“经济复苏论”，称美国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中产阶级的“沉没”。他说：“我们读了很多有关经济恢复的新闻和文章。甚至上周《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头版都在鼓吹经济恢复。我不认为这是真的。”他基于的理由是，自认为处于中等或中上阶层的美国人的占比，已经跌了10个百分点，但他所给出的数据仍然高于瑞信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8年的平均61%到现在的51%。”

一国或地区的中产阶级规模，到底多大才合理，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橄榄型社会的定义已经给出明确答案。橄榄型社会也叫做中产阶级群体为主体的社会。根据这一定义，一国或地区合理的结构应该为，社会最底层和社会最顶层这两端，占全国成年总人口的比率，均不能超过中产阶级的占比。当然，现实中社会最顶层的规模，是不可能超过中产阶级之规模的。所以，关键在于社会最底层的规模，必须低于中产阶级之规模，且是社会最底层之规模应该尽可能地小，而中产阶级之规模应该尽可能地大。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意图是，通过中产阶级在富人阶级与穷人阶级之间，在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之间调和矛盾，缓解冲突，兼顾贫富，实现政治制衡。正是基于此，几乎所有国家都努力在促成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所谓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得对立的贫富两极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排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纾缓贫富差距积蓄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也正是基于此，谦逊的李普塞特更愿意将“李普塞特命题”命名为“亚里士多德假设”（Aristotle Hypothesis）。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者

为此，我们可将美国中产阶级的空心化，视为美国社会本质变化的标志。美国中产阶级人口跌破总人口的50%，也可视为美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一个临界点。这也确实部分解释了，近年来美国之所以趋于民粹化、特朗普之所以兴起的原因。从美国这一实证案例来看，中产阶级占全国成年总人口的比率为50%，对任何国家确实具有某种临界点的意涵。

各城邦内部党争不断，政治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人们对城邦制度丧失信心，传统的正义观念也发生动摇，热心公益、忠诚城邦的公民精神，也变得盲目、狭隘、偏执。简而言之就是整个希腊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已全面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问题来了。以特朗普作为政治人物横空出世的2016年前后为统计节点，美国的中产阶级到底是怎样的规模呢？瑞信的数据：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占全国成年人口比率为37.7% ，低于德国的42.4%、瑞士的44.5%、韩国的44.6%、法国的49.2%；更远低于英国的57.4%、日本的59.5%、意大利的59.7%、比利时的62.1%、新加坡的62.3%、澳大利亚的66.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试图为黑暗的希腊社会求一个解。通过对古希腊城邦社会历史演变的考察，他得出结论：“很明显，最好的政治社会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而且，很可能在治理好的国家里，中产阶级为数众多……由此可见，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穷人数目增大，麻烦百出，国家会很快崩溃。”

在《政治学》这本书里，亚里士多德深入分析当时所存在过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这六种不同政体的性质、特点及优劣。最后他认为，这些政体中最具稳定性的非共和政体莫属，原因是这种政体是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他认为，这是他所研究的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正是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他政治学上最著名的论断：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之源。他认为：“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若是有的产业很多，有的却一无所有，就可能产生极端民主，或者纯粹的寡头统治；或者从任何一极——最散漫的民主或寡头——产生专制。但这一切都不大可能产生于中产阶级或接近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

皮尤当时发布的数据与盖洛普比较接近，是到2015年初，美国中产阶级成年人口为1亿2080万人，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成年人口总和为1亿2130万人。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率，已从1971年的61%减少到49.4%。皮尤认为：目前的美国，中产阶级已不再是大多数。

美国已故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于奠定其政治社会学领域杰出地位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里曾写道：“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一个社会一边是大批贫穷群众，一边是少数受到优待的精英，结果如不是寡头统治（少数上层的独裁）便是专制（有群众基础的独裁）。”

李普塞特的观点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是古希腊社会从繁荣走向衰退，希腊城邦制度从辉煌走向没落的时代，持续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这个转折的标志。之前的繁荣、昌盛、和平为战后的饥荒、瘟疫所代替。自此，希腊这块土地便陷入黑暗时期，内战不息、土地兼并加剧、下层自由民破产、贫富差距日趋严重，尤其是“进一步拉大了不同阶层之间……欣欣向荣的商业和工业阶层与农业阶层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