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紧急状态，采取封锁禁足措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趋势和普遍认可的应对举措。

疫情并非不能控制，考验的只是政府的决断和社会、经济的容忍限度。病毒扩散伊始，中国地方政府在防控措施上，一开始也没能足够重视，武汉和湖北结果成了重灾区，3000多人因此牺牲。但在果断和强力的封城措施之后，一个半月时间，疫情完全控制下来。

当疫情在中国暴发时，多数国家却将它视为一种致死率稍高的流行性感冒，号召民众不必恐慌，防范举措漫不经心，漏洞很大。由于对疫情认知不足，严重低估病毒的危害和大范围传播能力，错失了防御的良机。

当疫情出现社区蔓延时，不少国家又犹疑不决，担心社会恐慌和医疗卫生资源瘫痪。不愿采取过多约束限制措施，也不愿加大检测、追踪监测力度和强化收治能力，只愿将资源和精力放在重症患者身上。英国则倡导“群体免疫”做法，抗疫极端不负责任，既是对自己国民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

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无论哪种治理模式，无论哪种政治制度，政府的这一职责都不容逃避。

如今冠病已经在全球大流行了，当前急须的是国际社会同心协力，共同抗疫。只要一个国家稍微松懈，就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努力付诸东流。

不论是中国模式、韩国模式还是新加坡模式，在抗疫当中，都是不计成本，严密从源头防护和隔绝。一旦出现疑似或确诊，就将可能感染者全部隔离，这样才成功阻断疫情蔓延。

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不同，政府的能力和制度存在差异，因而应对疫情蔓延的举措有别，这点毋庸置疑。但面对疫情的快速蔓延，政府层面无所作为，优柔寡断，以“小政府”、政府无权干预公民自由为借口逃避责任，这是对公民生命和健康权的漠视和无情践踏。

由于疫苗研制周期较长，很难指望在这一波的疫情蔓延中发挥作用，因而当前最重要的策略还是要严密防控，采取空间隔绝的方式，阻断疫情的地理和人际传播。

欧美防疫体系健全、卫生资源丰富、医疗技术先进，此次却成为重灾区，个中原因值得反思。

实际上，强力的管治措施并不意味着强势的大政府，而是积极作为的政府。在整个防控网络中，除了中国各级政府，更多仰赖于村庄社区、社群社团等的自发作为。它们与各级政府积极配合，从流行病学调查、物资运输分配、知识普及等各方面，共同织成严密的防控网络。

在艰难时刻，要更多仰赖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国际和地区组织，积极发挥磋商协调作用，避免各自为战、相互攻伐、以邻为壑。世界卫生组织等专业机构在抗疫当中冲锋在前，正是关键时刻，更不能削弱和背后拆台。只有各方协力，才能早日走出阴霾。

（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对付毒性如此之强的冠状病毒上，社会层面的组织动员非常重要。这可能会造成大面积恐慌和社会失序，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创，但短期的牺牲是值得的。应对不力、管控乏力，才是致命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