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其一，拉美的经济风险在上升。当前，拉美主要经济体陷入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不少国家面临经济压力：经济增长乏力或陷入衰退、通胀、债务攀升、投资和资本外流等。加上美联储加息的冲击，中短期缺乏足够的复苏动力。最大贸易伙伴国巴西2015年通胀达10%，公共债务水平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74.8%。
不过，近年来中拉之间的贸易增速放缓。放缓主要源于拉美主要出口产品——能源和资源——价格的暴跌。不少拉美国家贸易结构单一，2013年原油、大豆、铁矿石、铜矿石和精炼铜五种商品，占拉美对华出口总价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47%升至75%。
相对拉美国家，中国经济体量大，可动用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多，多数国家也迫切希望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因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推进和经贸交往比较顺当，而且不少情况下可以掌控方向和进程。不过，中国未来在拉美的经贸活动，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作者任职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墨西哥高铁一案更是跌宕起伏，2014年8月，墨政府对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的高速铁路修建项目进行国际招标。11月3日，中国铁建联合中国南车及墨西哥当地四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但四天后该国突然宣布取消中标结果，理由是国内政治派别认为缺乏“合法性和透明度”。这个曾被视为第一个真正设计速度在300公里以上的中国高铁“走出去”项目，最终因为墨内部政治斗争夭折。
拉美是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速比较快的地区。据统计，2000年至2012年，中拉贸易额从最初的126亿美元，增长到2612.5亿美元，是同期拉美对外贸易增速的3倍。同期中拉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7%升至6.3%；占拉美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则由1.7%升至11.9%，中国超过欧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
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难以止跌回升，这对依靠石油资源的委内瑞拉、依靠铜矿出口的智利等初级产品出口国产生较大压力。中国在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不同程度面临这种压力，而且未来几年难以轻松化解。
未来几年中国外交的重点在于有效化解政治经济风险、发掘中拉之间更广阔的合作空间。由于目前的风险与问题主要源于拉美内生性的矛盾，因而挑战不小。
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贸和投资活动面临风险。实际上，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局变化，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多项投资项目。2015年12月，阿根廷反对派领导人马克里当选总统后，宣布审查前任克里斯蒂娜时期签署的核电项目。与中国建交9年后，哥斯达黎加单方终止了作为建交承诺之一的国营炼油厂更新扩建计划。计划投资500亿美元的尼加拉瓜大运河项目自运作以来，也饱受国内反对派别压力。
2013年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积极拓展外向型经济，在巩固与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的关系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秘鲁利马参加APEC领导人峰会，也出访厄瓜多尔和智利。这已经是习近平的第三次拉美之行，前两次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也积极寻求与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更多的经贸合作机会，试图借“中国动力”和“中国机遇”，为日渐显现的国内经济困境寻找出路。
其二，拉美的政治风险也在上升。近年来，拉美政局出现重大变化：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古巴美国关系正常化，委内瑞拉左翼失去议会控制权、马杜罗政权不稳，阿根廷右派总统上台。持续二十多年的拉美左翼革命接连遭受重大挫折，政局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经济衰退叠加，可能进一步引发拉美社会走向动荡。
其三，中拉经贸结构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亟待解决。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和并购，主要集中在巴西、阿根廷等少数国家，并局限于能源矿产领域。对主要贸易伙伴的依赖程度也比较高，双边贸易额前十位的国家，在2013年至2015年三个年度几乎没有变化，只是部分排序有异。2015年中国与这十个国家双边贸易合计2169.8亿美元，占中拉贸易总额的91.7%；2014年合计2437.5亿美元，占比92.5%。其中位居前三位的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对华贸易总额，高达1473.2亿美元，占中拉贸易总额的62.3%；巴西一国就独占30.3%，2013年至2014年比例更高，分别是34.5%和32.9%。与拉美相比，中国与非洲前十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中非贸易总额的71%。此外，中拉双边的贸易逆差近些年也有所扩大，2015年逆差数额接近300亿美元，比前几年翻了近两倍。这些问题都有待调整和规划，以平衡风险、注入增长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