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香港看作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对港政策需要对形势变化作迅速调整和回应，那与政策定力并不矛盾，可相辅相成。
美国希望在香港制造动乱来抑制中国发展，一些欧洲国家则害怕中国崛起对其社会制度的冲击，美欧国家几乎一面倒地盲目支持在香港闹事的暴徒。
北京新对港政策设计至今似乎还没有全面完成，却有以下要素值得未来关注：
受外界或内部影响作出积极反应叫能动性，主观意识和实践可对客观世界有能动作用，在认识引导下能动地改造世界。
难以认为中国中央和特区政府在这次暴动前，曾作出准确的研判；而这次暴乱至今没有证实的警方致死个案，是因为警员开枪等有较严格的纪侓指引。
东亚乃至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则多数曾受西方侵略、欺负和压迫，“颜色革命”若在香港成功，犹如在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的东亚等地冲破了一个缺口，那里的社会将面对比现在大得多的政治风险，因而那些国家与西方对香港暴乱的态度很不一样。
在香港，过去15年低息环境，让楼价不断走高，财富分配两极化；大陆与香港经济融合，触及香港广大工薪阶层的利益。
香港博弈，中国打的是主场，凸显其政策价值观的重要性。
邓小平说回归后的香港可以骂共产党；而现在“港独”分子则把反共与反华合二为一。让他们长期以民主之名宣传分离主义，香港社会资本就会流失，最后连“一国两制”也很难维持下去。
为什么香港有许多中间选民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支持反对派，也不喜欢建制派。那样的政治形态与政府政策有关。
一、政策价值观。不同的人对政策有不同的期盼和评价。从大陆的角度来看，正确对港政策价值观包括政策设计是否有利中国完全统一、能否增加香港的经济福祉和促进社会公平，以及香港与大陆发展相辅相成。
然而，毛、周、邓等几十年前讲话的时候，中国国力和世界形势与现在大不一样。邓小平制定“一国两制”方针的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
港人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处境，中央和特区官员不可能与所有港人都有共同的处境，却可易地而处，了解香港不同群体的想法。
目前，仍看不到北京有大规模动员和组织它在香港支持者的意向，实际还抑制建制派亲北京的群体活动，让过去五个多月暴动给人予全民支持的假象。
但香港乱，乱不了中国大陆，因为分离主义和动乱对中国老百姓不利，却可能影响某些凝聚力不强国家发生动乱。西方引火烧身的可能性不大，却并非绝不可能。
中国官媒已经增加关于香港的报道和评论，所刊登的文章自然被有关单位认可，却不一定都反映对港政策顶层设计的意图。
中国外交部近日驳斥了英国媒体关于中国意图换特首的假消息，根据中国人的智慧，“阵前换将，兵家大忌”，何况林郑月娥的情况还不同于一般的京官。
动乱事发前和事发过程中，客观评估形势可避免事态恶化和政策反复。香港多数居民不可能乐于接受一个没有法治、对产权和人身安全保护不周、公共交通受阻的状态。
政治对立是香港的老问题；反共和崇拜西方文化是香港反对派的两条意识形态支柱。
二、了解香港不同群体的想法。不少中国官员或学者研究香港问题，其中一些人曾经或现在就生活在香港，还有些是从事短期调查研究的。事实显示，并不是所有那些人都了解香港，如研究过于宏观或表面、接触面不广等。仅仅看资料、把港产电影看个遍、与人大、政协代表和政客频繁接触等，都不等于能了解港人想些什么。在特殊情况下，一些人甚至会把路子越走越窄。
当前，香港整个反对派阵营都被动员起来了，即使美国鸣金收兵，暴徒也不会“回营”，最大的可能性是暴动会像一盏油灯那样，灯芯过短或没油而自行熄灭。
（作者是资深香港评论员）
记得在1997年7月1日前后的一个清早，有人在香港湾仔和铜锣湾交界的行人天桥上挂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两名警察迅速把它移走。
三年前的年初二，香港九龙发生一起反中暴动，规模和暴力程度都比不上现在。据说当时一些亲北京传媒没有及时报道或跟进，原因是“外派”的编辑都回家过年去了。
三、对形势作客观的判断。香港动乱对中国一定不是好事，那也是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多次炒作香港人权等议题的目的。
四、对形势变化能作出及时的反应。香港是一个不大的国际化城市，信息传播快。对形势变化能作出迅速反应，能避免坏事发生或事态恶化。
五、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香港主权回归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常常可以读到一些毛、周、邓等中国前领导人的谈话，前领袖高瞻远瞩，他们制定的政策至今仍有指导意义，香港社会也从中得益。
但即使如此，如果不解决政治和经济矛盾，其中包括缩小香港与大陆文化差异，下一场暴动过不久还会发生。因此，客观判断形势，实事求是制定政策很重要。
历史进程中，事物不断变化，不仅可被动地接受前人智慧和变化中的形势，而且可在现有的基础上创新，选择积极的回应，或许那也是香港政策设计所需要的一个要素。
现在的香港，侮辱中国国旗、在游行中打出美、英和港英旗帜的现象很普遍，是政策出了问题，有人尸位素餐，自取其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