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新加坡政府在立国之初即狠抓了学校教育和媒体，香港则不然；铸成今天的局面，并积重难返。
一般来说，热衷政治的市民会登记当选民，支持某一党派或某候选人的选民会去投票，强烈支持者还会参加特定的游行。
“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可行方案，中国政府对此的做法没有改变。然而，尽管一些内外势力享受着“一国两制”带来的好处，却并不希望“一国两制”在香港能成功实践。
（作者是资深香港评论员）
香港与新加坡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有三个不同：一是人口组成不同。许多新加坡人是中国南方无地农民的后裔；香港1997年人口则主要是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从中国内地移居当地的居民及其后人组成，有相当一部分港人对新中国政权有抵触情绪。
在本文截稿前，双方角力并没有结束。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公开支持特首，林郑月嫦也表示不会辞职。
事态如何收场要看激进反对派把事情搞到什么程度。一些反对派政客可能希望在乱中获利，但局面发展未必如他们所愿。
拿香港6、7月份两次反“修例”游行的现场人数相比，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但不会是百万数的。当然，背后的同情市民可以在一两百万人以上。
四，“一国两制”框架与政策制定、政府贯彻不协调。
游行组织者“报大数”目的有三，一是进一步动员支持者，二是为颜色革命争取合法性，三是为了领赏钱。
当然，目前香港面对的问题主要还是政治较量。
三，香港社会本身存在着矛盾。香港有两个须要解决的经济挑战，其一是房价过高，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试图增加土地供应，那是希望通过楼市的内源因素来解决问题。政策实现起来有难度，更重要的是当前香港房价高企是由于低利率、宽松货币环境等楼市的外源因素引起。在这个问题上，特区政府至今的作为并不足够。
二，台湾民进党当局希望抹黑“一国两制”来证明台独的合理性。在台湾大选前夕，蔡英文和民进党完全可能利用台湾特务组织在香港制造事端，谋求私利。
“修例”已“名存实亡”，反对派游行已不旨在反“修例”，却是要“废”香港警察“武功”从而夺权，21日晚冲击“中联办”更直接挑战“一国两制”底线。
外国势力如此深入、高调和公开介入中国香港事务是前所未有的。反映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敌人，贸易战压不垮中国，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转变为联合西方国家共同反对中国，在支持中国一切分离主义势力的问题上做文章。
如果“一国两制”不能继续完善，适时制定和贯彻合适的政策，香港问题会接踵而来。
敌对势力早已在物色时机发难，刚好又有一些反对派政客因反“修例”而投怀送抱。有外国政界和传媒的撑腰壮胆，香港游行的规模自然能搞得大一些。
近些月来，在香港接连发生多起群体事件，反“修例”游行很快就演变为区域性暴动。暴徒在街上横行，反对派政客却谴责警方过度使用暴力，建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当前，多种矛盾在香港交汇。第一个矛盾是中国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却要阻挠。香港近月的游行、暴动搞乱了香港，不少西方国家却叫好；香港多次游行的某些参与者更公开打着“港独”和外国旗帜。
在2018年，香港地方选区登记选民人数约为380多万，其中支持反对派的选民应该略多于建制派。
西方盟友难以在封杀华为问题上与美国步调保持一致，为敷衍美国，也出于意识形态考量，于是支持“港独”等分离主义势力。
三是新加坡与各大国关系保持平衡，没有大国有明显颠覆新加坡政府的企图。而中国本身就是大国，国力崛起使它必须直面美国和西方的挑战，那也波及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21日晚冲击“中联办”事件究竟谁在幕后指挥，值得关注。
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是一个明摆的事实，内外敌对势力却在窥测这个机制的灰色地带和缺陷，并从中进行破坏。
部分反对派“勇武”分子闹事后到台湾寻求庇护；香港警方也捣破一个涉及香港民族党成员的炸药制造工场。近日，建制派也举行了群众集会。
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香港这些群体事件规模如此大，又那么暴力；接下来香港会变成啥样子。
其二是香港经济在过去20年增长不快，找工作的人却增加了不少；加上资产价格上升，贫富差异扩大，许多市民并不认为自己在与内地经济融合过程中获益，经济矛盾又引起许多市民对现实的不满，言行也变得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