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日本希望通过不同方式，与不同国家之间一一解决二战遗留问题，这其中也包括韩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战争遗留问题主要包括历史问题、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等等。在日方的多数人士看来，日本安倍政府与韩国朴槿惠政府之前就慰安妇达成共识，并设立“慰安妇援助基金会”等，就意味着日韩之间围绕着慰安妇问题的矛盾就此解决了，日韩关系也因此可以用“战后关系”来重新定义。显然，对于日本的这一想法，韩方并不接受，也不根本愿意接受。
简言之，一国的特定产业，尤其是占国内经济较大比重，且支撑国内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应尽可能地实现独立自主的战略成长，不能过多地依赖或依附于进口。应该说，韩国国内有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韩国在国内经济及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上会更为谨慎，更强调结构性和独立性。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经济增长为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之后，其国内的一些保守主义政客就愈发活跃地鼓吹“战后思想”，其中，以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最具代表性，成为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
当然，站在更为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日本希望尽快摆脱二战的“历史束缚”已是事实。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政府的一些官方报告中就经常出现“战后的日本”的用语，一是为了提醒日本国民尽快从战争中走出来，振奋精神，重建国家；二是为了与战争做切割，凸出战后日本的迥然不同。
第一，日韩关系的迅速恶化是双边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而日本对韩国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只是双边矛盾的集中爆发。总体上，日韩间的矛盾可以归类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问题，其中包括牵涉1910年“日韩合并”的历史问题、领土纷争，以及与二战相关联的慰安妇问题、劳工赔偿问题等；另一类则是由经济发展及东亚产业链分工而引发的竞争关系，尤其是日韩两国针对产业链上游位置的争夺，引发双边经济矛盾的进一步深化。由此，双重矛盾的叠加，加重了日韩双边关系发展的负担，引致日韩关系完全走入僵局。
总体来看，日韩双方心理上的巨大变化对此次事件的发生不无影响。未来，日韩关系或许还将在低点持续徘徊一段时间，并将东亚格局带入一个新结构框架。
近期，围绕着以贸易摩擦为突出表现的日韩矛盾，成为牵动东北亚政经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各国媒体及学界争相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站在第三方的客观立场，冷静研判日韩关系急剧恶化的动因与前景，不乏有以下的感慨与思绪。
第三，韩国对日心态转变也是促发此次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后70多年的经济发展赋予其巨大的经济实力与能量储备，韩国也一跃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基于此，韩国完全摆脱了战后羸弱的国家形象，并逐渐成为具有一定地区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与此同时，韩国也希望迅速提升其在国际政治社会中的地位，其中也包括对日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形象。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日本的警觉与反感，并最终导致双边性质的矛盾升级。
第四，对于韩国而言，日本对其的出口管制措施及产生的负面影响未必全是坏事，需要辩证地观察与分析。短期内，贸易管制无疑会对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及国内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但中长期来看的话，日方的管制措施及强硬的态度，也对韩国未来设计并发展相关产业的方向与路径等，具有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
第二，日本“操之过急”的心理问题也是主要动因之一。就此次日本对韩实施出口管制措施而言，包括日本在内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均认为，日本对韩国采取的“报复措施”，是日本对韩方一系列政策举措的不满与指责的集中体现，其中涉及文在寅政府撕毁了日方与朴槿惠政府之间就慰安妇问题所达成的战略协议，韩国国内频繁出现二战劳工对日赔偿的诉讼请求，以及韩国“违规”拒绝进口日本农产品等等。
鉴于此，日本希望通过贸易管制的方式，教训一下韩方，并促使韩方转变在上述问题上的强硬态度，甚至希望韩方可以在历史问题、慰安妇问题等方面做出必要的妥协与让步。坦率地说，历史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并不能简单地用时间来弱化或解决，需要一个长期淡化及消化的过程。日方如果希望借助出口管制这一经济手段，来一揽子地解决包括战争遗留问题在内的所有对韩问题，则明显是“毕其功于一役”，反而会引发韩方及国际社会的反感与抵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