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者，相对来说这样的顾忌和审慎会少一些，因此能够在叙述框架、结构，包括体例、内容等方面有更大的概括和统筹能力。并且单一语文的社会环境，自然而然形成强烈民族情感，难免在文章叙述中有较多感性色彩，也让复杂多元的政治对立、种族矛盾等变得简单化，甚至出现在所难免的谬误。
《新加坡大屠杀》全书35.7万字，以1941年至1945年日军入侵新加坡、马来西亚，展开检证大屠杀为主要内容。新加坡大屠杀造成数万平民百姓死于日军的枪口刺刀下，遇难人数至今无法准确估计，成为历史之谜。该书以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展开叙述，是一部难得的，有较为全面完整呈现的专著。相信该书的出版，也可以让中国读者对新马这段战争历史有更多了解。
（作者是自由写作人）
作者作为资深作家和编辑，深知一本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必须完全忠实于历史，客观真实。因此他采取合作写作方式，即由他主笔，另一位同样是资深编辑和作者王宇之负责电脑排版及编辑修订工作。作者指出，“本书所记录的史实均有档案性渊源和文本出处”，从他所列的参考书目看来，共计20本，不乏权威著作，其中新、马、香港出版11本，中国大陆出版九本，其中日本人著作一本，英国人著作一本。
201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纪实文学著作《新加坡大屠杀》，首印3000本，虽未见有专门评论文章，但该书列入2013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由此可见该书的选题及主要内容，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关注及认可。
而他的大哥当年因参加抗日歌咏队遭汉奸出卖，与另外96位同伴遭日军枪杀，他的最小的妹妹在躲避战乱的丛林生活中不幸饿死，他本人也险些因严重疟疾丧命。
但尽管作者希望自己有更客观公正立场，去记录遥远时空的真实历史，限于他所依据的文本有一定局限性，以及作者的身份背景、时空场域、意识形态等，使得著作中难免有不少错误。
一直以来，当人们谈到二次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谈及最多的就是造成30万无辜平民及战俘遇难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以及始终不能得到公正对待的慰安妇课题。殊不知，当年新加坡大屠杀、菲律宾马尼拉大屠杀，同样造成数万平民百姓死于非命，无数家庭陷入长久的家破人亡悲剧。
2015年，笔者曾受邀在中国暨南大学出席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新加坡已故报人、文史研究者韩山元老师以“新加坡大屠杀”为题发表论文，会后多位专家学者主动与韩老师交流，表示对论文所报告内容的震惊。
这些刻骨铭心的家仇国恨，促使他于1993年完成长篇报告文学《星洲屠城录》，后又经20多年继续收集资料、广泛阅读，在身体及精神状态欠佳的情况下，终于四易其稿，完成这本具有填补历史空白作用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对时代、对社会有意义，对一位资深作家和有着特殊家世背景、人生际遇的古稀老人来说，更是了却人生夙愿，以此告慰死去的亲人，纪念家族早期移民历史。
《新加坡大屠杀》的作者黄浪华，生于马来西亚居銮，今年已是古稀之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家人回到中国，毕业于广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27年，历任出版社社长、期刊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他的南洋归国华侨身份，让他对南洋的历史人文有挥之不去的深情，曾出版两部南洋题材长篇小说。
在信息相对不对等的情况下，即使学术界对新马这段历史的了解也是有限，更不用说广大普通民众。由此可见历史研究的深入、学术交流以及普及历史教育是一项无尽头的工作。战争虽然结束70余年，战争的伤痛和战争的教训却是警钟长鸣。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独特的历史成因、社会结构、人口组成、政治角力、战争对抗等有着极其复杂微妙之处。这也就是本地研究者总是尝试在不同领域、针对课题做更深入研究，而尽量避免做全面概述的原因。此外本地出版的相关著作多为集体合著，以免以偏概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别人，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但了解自己才是最根本的认知基础。在互联网、新媒体等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很多时候，人们通过不同语文，看到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不同国家对新加坡历史的深度解读，也可能是严重误读，国人是否还认为历史不那么重要呢？国土面积不应成为知识和思想的局限，我们不仅需要对本国历史有所了解，还需要了解区域历史、世界历史。与此同时，历史的话语权需要更多第一手资料，更多的研究、著作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