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加坡华人语言运用研究。我关心新加坡华人对华语认同感的变化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让新加坡华人对华语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具有认同感，觉得学华语讲华语是天公地道的，觉得掌握双语是光荣的，那么，年轻人出现语言认同转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过去受华文教育者对方言的认同感转移到华语上面来，他们不觉得放弃方言是可惜的。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对语言的认同感转移了，他们也会认为放弃华语是不可惜的。因此，对我国华人的语言应用情况，语言认同等问题，应该加以观察和研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兼任教授。本文是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著作《新加坡华语语法》于2018年9月7日在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发布仪式上的发言。
李光耀资政生前极为重视华语，曾于1979年发起了讲华语运动。新加坡人应该讲怎样的华语？应该以哪个地区的口语为标准？华语的标准问题引起了我的关注。
“大华语”的概念，也是在陆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随着“大华语”概念往下思考，语言教科书的在地化，就是必须注意的事。由中国编写语言教科书向国际推广，就不一定能符合各地语言学习的需要。
1996年，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曾进行过研究，成果有陈松岑〈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陈章太等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徐大明等《新加坡华社语言调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但之后未见新的研究成果。
3、在编撰词典，进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中所组成的学术网络，应该继续维持下去。词典和研究的学术成果对于语言教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被认识。
2、后来我倡导并得到中国研究基金和北京商务印书馆的支持，编撰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得到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的支持，研究“全球华语语法”。从华语的全球化发展方向观察，《全球华语大词典》将比《现代汉语词典》更适合华语区应用。语法和词典的编撰，都是为了解决全球华语沟通中出现的问题。
十年之后，即1994年，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了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我和云惟利先生负责筹建中心，并拟定研究计划。在语言研究方面，我们决定了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第二、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比较研究，第三、新加坡华人语言运用研究。
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北京香山举行。我参加了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的几天里，我发现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是有差距的。北京大学的陆俭明教授对我说：“有必要了解新加坡华语的特点，发现这些特点，描写这些特点，以便为华语的规范化提供依据。”
我一辈子从事华文教学，也曾为语言研究拟定计划，我的总结是：研究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加坡太小了，我们的语言教学与语言研究必须联系其他华语区一起进行。今年7月20日，中国出版集团一行人访问新加坡，我安排他们和大专学术机构座谈，目的就是要促进联系，他们说：“对新加坡有了深刻印象，也明白了新加坡在东南亚的龙头作用。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回来后，我向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建议，《联合早报》应该聘请一位了解普通话的学者担任语文顾问，专责审查记者的用语。此外，我也在思考：新加坡华语必须完全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吗？
云惟利的《一种方言在两地三代间的变异》（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就是研究的成果之一。书中说“语言衰变的过程，可以从这三个场所来观察。……从衰弱到衰亡，这衰变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退出的场所通常是学校。……第二个退出的场所通常是工作场所。 ……第三个阶段……是连家庭这个场所也退出了。当一种方言到了无法在家庭生存的时候，便已接近消亡了。……文昌话在文莱，漳州话在马六甲，都相当衰弱。现在的少年很可能是最后一代会说文昌话和漳州话的人。到了他们的子女一代，文昌话和漳州话便成为绝响了。”这个说明，在我们观察新加坡华语的应用走向时，值得参考。
我们和中国建交是在1990年。1979年以前到1990年之间，新加坡人很少到中国大陆，也很少听到普通话。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华语区都是在没有口语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华语口语。我受教育时，字的发音，都是根据字典里的注音符号注的音。字典注的都是“国语”的发音，而不是普通话的发音。
《现代汉语词典》在1978年正式发行第一版，当时在新加坡是看不到也买不到的。《新华字典》也是很晚才能在新加坡翻版出售。
第一：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这个研究能够发动本地和华语区的宗乡团体，学术人员，组成联系网。研究的成果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东南亚华人的语言现象，对华语的全球化，新加坡人向东南亚发展，能提供可参考的讯息。
1、陆俭明的研究报告〈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改变了我一切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的看法，而强调新加坡华语的规范应该向普通话倾斜。
第二：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比较研究。这项研究是我离开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之后，在中国学者的参与推动下陆续完成的。这部分的研究成果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