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发起编撰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进行了“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组织和调动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这个组织框架应保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
这些论述，都指出了双语政策的成就。但是对那些有华语语言天赋，并且准备投身于同华文有关的事业的人，我们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条件，让他们发展，鼓励他们发展，使华语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这方面，仍旧是我们所面对的、必须解决的难题。
“但咏红这一代过后呢？新加坡的体制和环境能够继续培养出这样的人吗？我们当然不能够奢望‘前仆后继’，但也总不能后继无人吧？不要忘了，《联合早报》是‘新加坡的国家事业，全国上下必须尽力推广它’——建国总理李光耀说的。”
当然，如果能在国家层面成立委员会，提出可行的建议或报告书，将能取得更大的推进效果。
（2）教研中心应该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集体讨论，取得共识，并向教育部提出具体的建议，相信对我国高端华语人才的培养，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1）教研中心前院长陈之权博士曾提及设立“语言学院”的事，他认为语言学院可以培养多语人才。世界各地都缺乏语言人才，但各个行业都需要语言人才，而新加坡具备培育多语人才（如精通华英双语，兼通第三种语言）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这个提议值得深入探讨。
1999年，在我给时任《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吴元华博士的著作《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写的序文里，我做了这样的评论：“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我们母语的程度稍为降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中国现代汉语和港台新马等地的“华文”或“中文／国文”，差距相当明显，口语的差距更大。在华语区之间，语言的和谐与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尽管现代汉语从华语区输入的局面，逐渐转变为向华语区输出，但促进语言和谐与沟通，仍旧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在“大华语”的概念下，我们具有充分的条件做下面的事：
我国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国际化城市，也是一个小国家。语言和种族问题，是我们应该小心处理的问题。国际化的小国家，意味着人才的吸引和培养，随时都得注意调整。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华文和华文教学该如何应变？
让我以《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先生给早报副总编辑兼联合早报网（中国）主编韩咏红的《中国你好》一书写的一段序文，作为本文的结束：“像咏红这样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新加坡人，能有这样的见识、素质、火候、深度，对中文又掌握到如此挥洒自如，以致在面对并身处已然崛起成为巨人的文化母国时，充满自信，巍然不动，安详自若地体现新加坡的价值，确实难能可贵，让人引以为傲。”
五、对华文教师、中学华文第一语文课程学生的培养等等，也须从语文应用和文化了解的角度进行检讨。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除了进行教学法和教学研究，也应该在提高华文教师的语言能力方面，多提供一些课程。李光耀资政生前指出，“身为新加坡华语文的监护人，新一代的华语文教授和教师必须提升自己，在中华语文与文学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
我提出下面的建议，供大家讨论：
设语言学院建议值得探讨
三、向华语区说好“新加坡的故事”。中国强调的汉语传播，一向以中国为中心。中国编写的汉语课本，无论课文的内容，还是词语的用法，都是以“认识中国”“说好中国故事”为核心。这从华文教学发展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具有多语言的应用环境，而且是国际化的城市。我们的教师充分了解语言学习的局限和学习的困难。这些了解，保证了我们双语政策的成功。这些认识，对华语区都是有价值的。我们除了关注自己国内的需要之外，也应该考虑认识其他华语区，为其他华语区提供语言学习课程，向华语区说好“新加坡的故事”。
（4）我们也应该考虑和各华语区的华文研究与教学机构合作，加强和东南亚华语人才的交流与引进，探讨为华语区华文教学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和专业认证的可能性。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这五六十年来，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我们给无数的年轻新加坡人奠下了一定的华文基础，以备将来需要时，他们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发展。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生前总结说：“无论如何，我们成功地维持了一个说华语的环境，虽然水平较低些。此外，我们还有素质良好的平面和电子华文媒体；在一小批热心者的支持下，中华艺术、音乐和书法活动也朝气蓬勃。……假如新加坡原本就没有讲华语的环境，1950年代开始推行的双语政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那个时候已经存在了一个讲英语和一个讲华语的环境。万一我们失去这个讲华语的环境，就算并非不可能也将很难再造这样的环境。”
我国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应该考虑怎样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其他华语区的研究与出版机构，共同为华语的推广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年7月20日，中国出版集团访问新加坡、缅甸和泰国，我安排他们和大专的华语研究人员见面，希望这是出版合作的开端。
关心我国华文教学相关的社会团体和企业，包括宗乡商业团体、华语推广委员会、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通商中国等等，应该更积极地参与，更有计划的合作。
一、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考虑研究华语语言。除了编撰我们的华语教材之外，也应该考虑联系其他华语区，为他们编教材、读物、学习词典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能起更大的“龙头”作用。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兼任教授）
（5）我国过去的精英分子将子女送进英校，成为各种专业人才，负担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他们不一定需要华文。这种局面将随着华文应用价值的提高而改变，将来的精英就更需要双语了。英语将仍旧是国际语言，也是我们国内不可或缺的语言。但我们可以预测，二三十年之后，华文将不只是不可或缺，而且对某些国人和某些行业来说，可能必须有第一语文的水准。我们必须让家长认识这种可能的变化。我们的中英文媒体也须向大众传达这些信息。
我国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国际化城市，也是一个小国家。语言和种族问题，是我们应该小心处理的问题。国际化的小国家，意味着人才的吸引和培养，随时都得注意调整。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华文和华文教学该如何应变？
我的预测是，将来我们也有可能让某些学校成为华文第一语文、英文第二语文的学校。对这种可能的转变，我们应该有充分认识。
四、二三十年之后，华语区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往，将随华语应用的扩大而更为频密。我们预测，华语文在国际上的应用空间将越来越大，新加坡人的华语文程度自然要随应用的需求而提高、而发展。我们就必须考虑用什么办法培养华文精英，提高目前华文精英的语言文化程度。李光耀资政生前曾指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大多数最杰出和最优秀的学生不选华文教学为职业。周清海教授是华语文教学的先驱，可惜很少人愿意步他的后尘。”我们必须更具体地了解国家的需要，拟出培养华文精英的具体可行办法。
（3）有人认为，现在的“讲华语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当年的“讲华语的环境”。如何力挽狂澜，须加讨论。因此，对我国华人的语言应用情况、语言认同等问题，应该加以观察和研究。1996年，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曾进行研究，但之后未见新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