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揭开了平日蒙在社会和人心上的那一层薄纱，把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暴露在众人面前，使人难以再视而不见。什么是保持瘟疫后经济恢复运行的必要，什么是为了眼下保命而可以休业的非必要，此刻都必须一一分清楚。
我猜想老板娘的心情，有点像被裁员的职工一样吧，辛苦了几年，到头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并非必要。被冠病疫情逼出来的阻断病毒传播措施，让不少人惊觉自己所从事的，属于仍能够继续运行的十大必要行业之外。这其中的苦涩滋味，或许只能用冬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来形容了。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部理想和现实差距或扩大、或缩小的故事，期待这场瘟疫改变人性，恐怕是有点不切实际的。《道德经》说“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天之道，强调的是公平的精神；但是人之道却完全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道毕竟不是天道，要求在人间实践众生平等的乌托邦，常常只会带来悲剧和灾难，但是缩小不平等的差距，却仍然是值得去奋斗和努力的理想。
在个人的层次，必要和非必要恐怕也反映了另一种问题。在政府宣布推出“同舟共济”追加预算案，一律给民众派600元现金后，互联网上不乏看到对此嗤之以鼻的反应。有这样反应的人，显然不愁吃穿，事业生计无疑并没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冲击。当然也有更多人是在4月14日600元进账的当天，大清早赶去提款机前排队领钱的。对于这些人，这笔在另一些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小钱，相当于救命的及时雨。阶级差异无论时空，永远都存在，只是病毒把它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已。
在政府于4月3日宣布，要在4月7日实行强制居家上班、非必要行业休业之后，我赶紧去楼下的理发店理了头发，然后到超市添购了一些食品，最后跑到住家附近的香烛店，购买供佛用的卧香。之前买的惠安水沉断货了，香烛店老板娘介绍同样是厦门产的老山檀香，微烟但略带甜味，就从善如流，又担心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光顾，便一口气买了两盒。老板娘抱怨说，自己的行业不属于必要的那种，日子一到就只好关门休息了。另一位买香油的大叔客人略有微言，付钱时不忘嘀咕两句，为老板娘打抱不平。
在旧的经济公式里，客工离乡背井去异国打工，遭遇中介和雇主结构性的层层盘剥，还被冠冕堂皇的经济理论用“体现了比较优势”来合理化——反正他们在家乡本来就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甚至有失业之忧，还不如外出打工，就算被层层剥削，最后所获得的收入增值，毕竟还是比原来的高，更能够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于是，雇主心安理得地漠视他们的生活处境，所在地的社会对此大多也视若无睹，直到这个之前“不惜代价”的隐形成本，变现为导致社区大传染的真实风险。如今雷厉风行地处理客工宿舍感染的后遗症，不无亡羊补牢、救人以自救的意味。
说来惭愧，在禁足前急着跑去买卧香，潜意识里自然是把它当成必要的。每天念经礼佛，须要焚香，卧香确实是必要；而且进一步说，人除了生理上的需要如食物、消毒液、口罩等，心理上甚至是心灵上的需要也不应忽视。但是，对于很多因为大疫而失业甚至生意破产、手停口停却必须肩负一家老小温饱责任的人，卧香显然是非必要的奢侈品。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位置不同，决定了每个人不一样的必要与非必要。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的这10多年，广遭批判却不动如山的“利润私有化，成本社会化”的不合理现象，如今终于通过六亲不认的病毒，以最直观的方式演绎出来。当管控风险取代了效率，成为新的必要，旧秩序赖以运作的真理，必然要面对更严厉的检视和反省；否则，社会集体为抑制病毒传播所作出的种种牺牲，恐怕只会是白忙一场。
尽管在历史面前，个人是卑微的，但这并不代表自己不能做些什么。在政府发放600元救济金当天，除了平时捐给先母生前曾去看过病的宗教义诊团体外，我也上网把政府派的钱，转赠了一部分给专门协助本地有需要的客工的志愿团体。至少他们起而行的努力，让人道更契合天道。
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位置不同，决定了每个人不一样的必要与非必要。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面对肆虐的冠病病毒，此前不惜代价追求效率的必要，已然让位给计算潜在风险的必要。新加坡一度享誉国际的“黄金标准”防疫成绩，一夕间被烽火四起的客工宿舍传染所粉碎，形象地展现了大瘟疫暴发后的新现实。
世界在1980年代崇拜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前，所取得的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是经历了1929年大萧条以及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数千万人的代价获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4月15日的报告说，世界经济恐怕将因为这个大瘟疫，而陷入一场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愿人类不必再经历多一次伤亡无数的军事冲突，才能回去二战后数十年的社会相对平等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