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10月6日在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PCF）年度家庭日活动上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但要创造亲家庭的环境不能单靠政府政策，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等伙伴的合作也至关重要。作为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家庭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表明它的社会功能，在长期的历史实践里证明有效。历史也表明，每当文明进入动乱衰微期，家庭结构的弱化乃至瓦解都伴随其中。因此，确立亲家庭的社会文化条件，有助于稳定社会人心。

传统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很多年轻人失去天然的模仿和学习对象，包括叔伯姑姨等长辈，以及堂、表兄弟姐妹等同辈之间日常的异性互动。此前席卷全球的所谓“我也是（米兔）”运动，揭露职场女性面对性霸凌和剥削的普遍现象。如此众多的受害者突然集体发声，除了表明她们没有从长辈处习得应对男上司和同事性骚扰之道，更表明很多成年男性也缺乏正确对待女同事的常识。这种家教的贫乏，进一步证明家庭作为社会基石的关键角色。

因此，把焦点放在如何正确对待女性身上，或许是突破困境的法门；女性的地位，必须得到全面的认识和更多的尊重。与她们的长辈相比，新一代女性面临另一种妨碍自由独立选择的舆论压力——仿佛不学男性那样投身职场，赚取薪水，就沦为在家赋闲的生育机器。这种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歧视，无疑是错用男女平等之名，把女性的成功定义，窄化为用男性标准衡量的事业有成。对全职主妇和全职母亲的潜在污名化现象，必须连根拔起，因为她们都是确保文明得以健康延续的崇高角色，理应享有尊贵的社会身份。

必须承认，亲家庭政策同经济发展政策存在不小的紧张关系——更多的全职妈妈，在短期内势必加剧人力市场的紧张，但更多全心的母爱，却有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一方面，政府的教育政策、人力政策和社会政策，鼓励更多女性投身职场；另一方面，这又与女性的最佳生育期和母性本能，产生根本矛盾。现代女性在这种巨大的拉扯下，不少感到疑惑乃至无所适从。西方一些女权主义者已经在反思，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是否不智地把衡量男性的标准，强加在女性身上，最终导致目前社会所遭遇的各种副作用。

健全家庭便于培育健全人格，当下西方社会的身份认同政治横行，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伦理结构的瓦解有关。当人失去亲属身份的定位，就会陷入一种无根的原子化存在，“我是谁”的身份焦虑，因而容易导致激烈的身份认同政治斗争，进而动摇社会稳定。个人从小身处缺失父严母慈、兄友弟恭的成长环境里，成人后会倾向于向外寻求宗教、种族、阶级乃至性别的身份认同，来解答自己的身份困惑。西方民主政治当下的异化，部分源于家庭结构和人伦关系数十年来持续弱化的结果。

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全球发达经济体，相继出现的人口结构的巨变，更凸显家庭作为社会稳定器的重要性。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有所养的需求日益突出，单身老人缺乏亲情滋润和家人的照顾，生活在孤单无助中，甚至在家中孤独死，直到尸体发臭才被发现的悲剧，反映家庭结构弱化的严重后果。少子化则显示家庭作为孕育新生儿的理想平台的角色，必须得到强化。年轻人无论是选择不婚，或者结婚后出于各种原因不愿生养，不但已经影响现有的社会经济活力，未来势必加剧老无所依的社会悲剧。

作为开放社会，虽然长期面对西方思潮影响，新加坡民众仍然保持传统常识和价值，对家庭的重视还是相对强。要如何确保下一代传承珍贵的常识，家长和学校责无旁贷。俗话说“三岁定终身”，我们必须从小学起，就教育孩子意识到家庭温暖和安全感的重要性，潜移默化培养他们学会感恩之情，以及把父母的爱传递给下一代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这或许不能一蹴而就，逆转社会的婚育观，但长期坚持，相信还是能振衰起敝，让更多下一代人愿意成家立业，传宗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