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王景荣指出，他非常相信新加坡外交官员的能力，认为当他们找到一个好的方案时，会竭尽全力与亚细安各国一同努力解决问题。“人们很容易在公共场合甚至是国会上说，我们可以为这里或那里的难民做更多。首先，这是过于简化的表述。我们不是什么都没做。亚细安的声音当中，有我们的贡献。”
在前往罗兴亚难民营的两小时车程中，可以看到孟加拉最贫穷的一面。由于当地人和难民的肤色相似，罗兴亚语和难民营所在地的孟加拉吉大港方言（Chittagonian）有相似之处，很多时候无法区分两者。与发达国家收容难民的情况不同，当地人的生活素质不见得比难民营中的罗兴亚人好。因为持有难民身份，这里的罗兴亚人得到大量的救援物资。这让一些科克斯巴扎尔的原居民不满，认为打开大门欢迎难民涌入后，生活更艰难，但是外来救援都只帮助难民。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上周发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底，全球有2590万难民。受访学者指出，难民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的原因之一是，“大哥哥”国家已不复存在。
在科克斯巴扎尔，难民无法出营，不可以接受正规教育，也不能工作，生活似乎环绕着每月两次定时领取粮食。
这让各国都打起“内政”牌，不让其他国家插手。这也造成很多谈判破裂和停滞不前，使得各种难民危机无法解决。
只有初中学历的贾汉吉尔并不是一名教师；父亲的“违法”商店也只是由竹、木和锡板搭建而成。他们一家是住在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ar）的罗兴亚难民。
19岁的贾汉吉尔（Jahangir Alom）每天早上起身后，就到父亲的便利商店帮忙，然后翻过一个小山坡，到学习中心为孩童上非正规英文课。
眼下，贾汉吉尔正在筹钱买机票飞往印度尼西亚。“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说我到那里他们可以帮我。”
贾汉吉尔说：“我是难民。虽然在孟加拉我们不需要生活在恐惧中，但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有一定的限制。我们无法读书上学，为自己打造未来，可是要改变命运只可以靠教育。”
2018年11月，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访问孟加拉和缅甸时，对两国领袖表示，新加坡和亚细安会继续支持两国在解决罗兴亚难民方面的工作。
《联合早报》摄影记者日前前往孟加拉东南与缅甸西北接壤的科克斯巴扎尔，亲睹罗兴亚难民的生活，通过镜头和访问审视这区域的难民问题。
巡回大使王景荣受访时说：“曾经有个学者告诉我说，其实我们都很可悲，因为我们总是在等‘大哥哥’来帮忙解决问题。”
记者走访科克斯巴扎尔时发现，当地很多组织都很欢迎新加坡的医疗团队。希望基金孟加拉地区总监扎希都扎曼说：“因为新加坡的医疗人员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最实际的就是，让他们教导我们的人员，交流心得。新加坡什么都很好，值得我们学习。”
当国际法和公约遇到内政
“难民”的不同定义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前助理处长（行动组）林燕卿受访时说：“当时的西方国家很愿意接纳这些难民，因为这些人是逃离共产主义国家。这符合了西方国家的观念——拥有这个政治体系的国家的人民生活都不好过。”
王景荣指出，今时今日我们无法知道一些公约能否有效应对这些难民危机，因为没有人可以证实它们的实施是否有效。国际法和公约被不同国家挑战，最基本的原因是，这些条例达成时的情况与这个年代已大不同。自上世纪80年代起，很多难民危机的导因是国内，不再是国际纷争。
不过，在谈到罗兴亚问题时，新加坡获得的并不只是赞誉。对于新加坡的作为是否足够，甚至是立场，还是存在非议。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过去一个世纪里出现的很多难民问题持续至今，真正广泛受到关注的并不多。
在难民营中执行医疗救援工作的希望基金（Hope Foundation）孟加拉地区总监扎希都扎曼（K M Zahiduzzaman）说：“刚开始，所有外来资源都投入到罗兴亚人那儿，使得科克斯巴扎尔的局势不稳定。现在不同的慈善组织意识到，也需要帮助原居民。”
难民课题备受争论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对国际法和公约的解读。我国巡回大使、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执行副主席王景荣观察到，很多国家开始无视国际法。
如今，亚细安区域面对着没有大国愿意维护国际法的局面。大国都有各自的内政问题，无暇兼顾当“大哥哥”的责任。
要了解什么是“难民”和为什么有“难民危机”，首先要明白“难民”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2017年发生在缅甸若开邦的军民冲突，导致大批罗兴亚人逃亡至邻国孟加拉东南部的科克斯巴扎尔。虽然两地只隔一条河流，但逃亡旅程最少要两个星期的水陆跋涉。
“大哥哥”国家不复存在
“难民”的明确定义，最初源自二战结束和联合国建立后。为了应对因战争而逃亡他国的大批人口，联合国于1951年批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这也是“难民”在法律上最基本和最中立的定义。
站在世界上人数最多的难民营——库图巴朗（Kutupalong）难民营的山丘上，一望无际，都是临时搭建的棚户。很难想象三年前这里是绿油油的森林，还是亚洲大象迁徙途经的野生生态保护区。这里的难民人数超过70万。
新加坡的立场与观点
很多孟加拉人看准商机，把一些物品带入营中供难民贩卖，创造一种难民营特有的微型经济。贾汉吉尔父亲的店，正是如此转租到的。
但是近二三十年，“难民”的定义受到争议。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对西方国家早期达成的协议感到不满，认为自身利益没有在考量之内，因此无须受公约约束。这导致很多国家将“难民”的定义政治化。
新加坡尤索夫依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何素恩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不同政府根据各自的喜好，赋予‘难民’政治定义。人道主义机构也对难民作为人道主义救援的接受者给予定义，既然是救援对象，这当中也涉及权力，因为难民就要受到一些控制，比如住所、食物等。”
两年前逃离缅甸的贾汉吉尔无奈地说：“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对待？我只想完成学业，可是现在好像不可能了。”
如今，这里大路上满是车和人，路边是贩卖着各式商品的小店，处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慈善人道主义组织的徽章和旗帜。营里虽然到处都是人，可都一脸茫然，漫无目的，无所事事。
东南亚在1970年代爆发中南半岛难民危机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众西方国家扮演“大哥哥”的角色，维护国际法和公约的同时，也积极帮助安置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