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经历自1997年回归大陆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对于这场政治风波，受访的新加坡人大多表示生活和工作如常，补充说只要不是住在游行活动频繁的铜锣湾和湾仔，基本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
她注意到现在的香港，政治无处不在。面簿上有个香港妈妈群，大约6万多人，讨论政治时会攻击“不同的声音”。“我觉得不赞成示威者的人现在比较不大敢发言，因为会被骂得很惨，结果我们就更多听到赞成示威者的声音。”
不能正常生活就离港
不会因这场风波离港
香港语言学习中心主管郑佳逸（39岁）在港工作已四年，觉得这座城市效率很高，香港人非常重情义。一向对政治缺乏兴趣的她，看到越来越多人讨论反修例风波，于是主动寻求了解。
毅高商务航空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黄嘉兴（46岁），10年前到香港投资私人飞机领域，视香港为第二故乡。他住在赤臘角机场附近，反修例风波对他的出行带来不便。
香港报道
香港民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活动自6月爆发至今，逐渐演变成针对警察执法方式与香港政治制度的抗争。曾是全球治安最好城市之一的香港，政府管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警察权威受到严重挑战，警民关系高度紧张。全港各区的连侬墙上，随处可见抨击警察执法的标语和海报。繁忙路段的交通路牌上，示威者用黑漆喷涂的“狗警”“黑警”字样赫然在目。新加坡外交部估计，目前旅居香港的新加坡人超过1万5000名，截至目前，政府没接获在港国人受到影响或受伤的通报。港人抗争遍地开花，警民冲突火爆场面接连出现，旅居香港的新加坡人目前情况如何？工作与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他们如何看待反修例风波？《联合早报》走访五名在港工作的新加坡人，倾听他们对这场抗争的看法和感受。
在会计事务所担任企业税务咨询服务的高级税务顾问沈航毅（28岁），今年1月被公司短期借调到香港学习当地税务。他和当律师的妻子在港岛的太古租了一间小房，入住至今七个月，体验到生活的繁忙与不易。香港房价居高不下，年轻人难以拥有自己的房子，生活费用高，职场压力大，一些年轻人对未来感到绝望，中等收入人群也有不少抱怨。
例如每次维园有示威活动的隔天，她带宝宝和小狗出门，就会看到路上有很多垃圾，一些标识被喷漆抹黑或喷上标语，路边的栏杆被拉得乱七八糟；附近大厦为装修工程而堆放一旁的竹竿，被示威者移到路上阻碍警车通过。
郑佳逸表示，外人很难清楚理解完整的香港社会状况，始终没法像当事人有同理心。“我愿意站在双方立场上，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和香港朋友交谈时，我会特别谨慎小心，避免评判形势或伤害到我关心的人。”
沈航毅认为，金融业的根基是信任、政治稳定及法律，缺一不可。他知道有投资者和客户已设立海外户口，“情况一旦转差将立刻离开香港”，其中一个热门转移地便是新加坡。
8月5日全港大罢工，她上班费了好大的劲——先搭地铁到柯士甸站，再走路到天星码头，然后搭渡轮到中环上班。平常上班顶多需时三四十分钟，那天花了一个半小时。
五名受访者尊重香港人争取自由的权利，但前提必须是和平、理性与非暴力。他们展示出对这座国际化都市的信心，呼吁尽快对话、恢复秩序，同时仍看好香港的长远前景，仅一名受访者认为香港短期前景悲观，外界或需时日才能重拾对香港的信心，这个调适的过程恐怕无法避免。
■郑佳逸： 港人压抑太久终于爆发
随后几天搭地铁出行，他都提高警惕，一段时日后才慢慢缓和下来。
他们在新加坡的家人，则比以往更留意香港新闻，紧盯事态的发展，并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送给在港的亲人——尽管亲人可能更早就了解到这些信息。
外资银行经理王修如（29岁）大学时期曾到港做过交换生，觉得当地治安很好，经济环境、文化生活水平都与新加坡差不多，大学毕业后就选择在港工作，至今已有一年半。
自由撰稿人杨佩文（34岁）来港两年半，和丈夫、孩子一起住在铜锣湾靠近维多利亚公园某小区。她说，香港大型示威活动一般较为平和，包括老人、孩子都会参加，安全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作为周边小区居民，会觉得受到干扰。
“现在我已养成了习惯，出门前先看游行示威时程表，尽量避开那些地段。同事与朋友都会密切沟通，转发消息提醒必要时绕行。下班后顶多和朋友吃个饭就回家，不会在外逗留太晚。”
那时已经是凌晨12点半，决定搭地铁回家的沈航毅心里有些紧张。“我当时对周遭环境保持着警惕，全程密切观察身边动态。太太在家一直很担心，我回到家后她才安下心来。”
相信香港能回复正常运作
受访五人的个人职业规划都与香港有关，他们已经开始思考一旦出现最坏局面的对策。在采访过程中，虽然无一受访者表示目前有离港计划，不过也都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香港现在仍然安全
由于丈夫的工作与金融相关，杨佩文认为，一旦反修例风波影响到香港金融业，会认真思考下一步计划。新加坡的家人询问是否考虑回国发展。“我们的想法是，不能安全出门、不能正常生活，就是离开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底线。”
■沈航毅：看到香港 想到新加坡
此后好几天，他特别早起，早上七时就到了办公室。
华南脉搏
杨佩文表示，她可以理解反修例者的诉求，不过她认为他们应该想办法沟通，寻找可行方案。“我知道一些新加坡人开始时同情示威者，认为他们很勇敢，敢于为自己的权利站出来发表意见。不过，当示威行动出现暴力，一些人逐渐改变了看法。”
沈航毅自称对反修例风波没有极端看法，但让他意识到新加坡的安全、政治稳定。他认为港府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去应付民众，公共关系在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各方都必须互相理解，做出妥协，一同寻找可行的方案。”
黄嘉兴认为，这场风波是经济不平衡和社会流动性低所导致。“现在香港有一半的人买不起房子，年轻人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没有立足之地，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是最根本问题。”
相信香港金融业不会遭损害
那几天她走进地铁站都忐忑不安，担心有人拿着棍子追打人，这样的心理状况持续了两三天才渐渐缓和。
不过，出门前务必先看游行日程；不想参与其中，就要想办法绕开示威区域。搭乘交通工具出行时，也比以往多了几分警觉。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波，多少还是对五名旅居香港的国人生活，造成了干扰。
7月底，王修如回了一趟新加坡，这个行程早在三四个月前就已安排好，但由于香港形势变乱，亲戚们都追问她是否打算回国发展。她表示，香港现在仍然安全，未到必须离开的地步。
郑佳逸称，她个人生活没受到反修例风波影响，每天正常上班，只有8月5日的“不合作运动”那天，提早出门搭巴士，经过红磡海底隧道时被挡住去路，迟到了10分钟。
■王修如：出门前先看游行示威时程表
王修如住在荃湾，每天搭地铁到中环上班。7月21日元朗地铁站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西铁线正好是她每天都搭的线路。“事件发生时我刚好在家，通过手机看到朋友发来的短信，当时真的被吓到了！可是没办法，第二天还是得继续搭这条地铁线路上班。”
杨佩文说：“当时噪音非常大，我很担心会吓到宝宝，又担心警察会过来喷催泪弹。”
黄嘉兴对香港恢复正常秩序有信心，目前已感受到抗争者人数呈下降趋势。“我的看法是，首先要停止暴力，不再造成任何伤害，因为暴力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然后希望各方加强沟通，尽快平息目前局势，彼此多一点谅解和包容，社会早日回复正常运作。”
黄嘉兴认为，暴力若持续，损害将是不可挽回与不可逆转。在港的新加坡人大多是来工作、投资、生活，情况若没改善，也会思考撤资或离开，香港的社会凝聚力和经济状况将一落千丈。
他相信香港的日常生活会恢复正常，风波不会对香港金融业造成长期损害，一些投资者可能因此对新加坡产生良好印象，投资时或会更多考虑新加坡。
“最重要的是，做了错事必须面对。示威人群中如果有闹事者犯法，让法律去制裁他们；倘若警察中有人知法犯法，当然也要受到制裁。”
“身为新加坡人，我对风波、示威、暴力这些概念不熟悉，很难去支持暴力行为。在新加坡的家人对我们的情况格外关心，但除了交通出行，这场风波对我没有很大影响，大部分餐厅和菜市场都正常营业，只是偶尔一两天除外。”
■黄嘉兴：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另一令沈航毅印象深刻是8月5日全港大罢工。示威者阻碍了地铁运作，他搭乘的列车卡在两个站中间整整一小时，最终折回原站。“那天我特别忙，对地铁被阻挡很不满。”
虽然两个月来发生了很多事，她仍然认为香港是安全的，而且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不会因为这场风波考虑离港。
她认为，每个群体都有害群之马，示威者中出现暴力行为，或是有警察打人，都不足以代表整个群体，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
沈航毅每天搭地铁上班，从家里到公司需时20分钟左右。7月21日晚上，元朗地铁站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时，他正在办公室加班。“当时手机群里传来信息，了解事态相当严重，下班时犹豫该搭地铁还是德士回家，后来还是选择了地铁。”
他在香港的企业目前没受到影响，业务运作正常。原本想来港考察、探讨商务合作的客户，因担心香港局势暂缓了计划，观望局势发展。
她也看到住家路口的交通灯电线被示威者剪断，“他们很聪明，用雨伞遮挡，看不出是谁动的手”。杨佩文通过面簿发消息给街区的议员，交通灯电线下午便修好，但示威者晚上回程经过时再次破坏。“当时我真的很无奈，不明白剪红绿灯（交通灯）和追求民主有什么关系，会帮他们得到民主吗？”
她认为这是长期问题积累的结果，香港人口密度大，社会问题很多，“就好像被关在高压锅里，压抑得太久，终于通过一件事爆发出来”。
■杨佩文：破坏交通灯会得到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