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八九十年代，新加坡的戏剧界进入另一个阶段，剧团加强合作关系，也重视与国外戏剧家，特别是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戏剧家的交往。与我有联系的专家包括：荣念曾、高行健、余秋雨、赖声川、于西茜、李默然、孙道临、赵青、马惠田、徐晓钟、王景愚、蔡锡昌和孙惠柱等。我和他们的通信，多数关系来新加坡的安排。
有关订票事宜，上回我已去信通知了……我们也很愿意刊登一则贺词，给予些微帮助。
文末给了家里电话和手机的号码，信里还带上三张合家照。
真不敢想象，一个讲话和动作都十分活泼的女青年，险些就要丢命。真是谢天谢地，她还能给我写这封信。
教育部来函
乃千是我30多年朝夕相处的挚友，他的去世像是对我迎头一棍。他这次去南极，他的太太不同意的，是乃千让我去说服的……
我后来上网查阅：布列塔尼位于法国西北部，保存有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庆典和语言。若要在法国找到一个地方色彩浓厚的地区，这里无疑是最佳选择。可惜，我至今还没实现探访的愿望。
1970年我突发奇想，要报读大学。大学未回信，先收到教育部来函。教育部在11月18日的信里说，已收到大学入学准证申请。12月14日发的挂号信，则约我一星期后的早上10时30分，到教育部见一名姓杨的小姐。哈哈，哪里见到什么小姐，等着见我的是两名内政部的彪形大汉。
两名官员的态度却是很温和的，一个翻译，一个记录，公事公办的样子。他们问了我对政府和很多事件的看法，最后建议我进大学后每个月与他们喝一次咖啡。然而，我们“商量”之后得到的结论是：我选择放弃申请，不是他们不给我准证。
马惠田教授应该是与新加坡艺术界接触最多的艺术家，他曾多次来教课和协助多个戏剧团体的演出。我们之间的通信也最频繁，他的第一封来信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是高度近视，一开始就定下剖腹生产，所以看看日子差不多了，正好有床位，就住进去了，以为就这么顺顺利利地生了，没想到在产床上出事了……血压降到40，医生看看不行，没等麻药发挥作用，就开始剖肚子，那真是活剖啊！孩子顺利取出来，我的血压继续下降，降到10，医生发出病危通知。抢救了三个小时……命大啊！
读这些信，心情起伏很大，有时不忍卒读，掩卷走开；有时联想翩翩，回忆当年真情交往；有时不胜唏嘘，叹时光如流水，卿不复为佳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书信故事可说。我其实还收藏有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的副本，当年我一写好就寄去报馆，《南洋商报》是在1971年9月20日发表，题目是《给爱人的信》。至于信的内容，这里就不好意思透露了。
我的复信是这样写的：
那时的政治局势颇紧张，有些华校生便想到去日本留学，当然首要条件是家里拿得出钱。我不了解老友的经济情况，不过，从他的来信反映，他在东京念书期间是十分节俭的：我不久可能住在一个每月只收2000日元（15新元）的地方。人家每月用费30多万日元，我只花10万日元（750新元）。当然，如果和新加坡当年的生活开支比较，750元还是很高的费用。
老友待人热情，他在日本学习约一年时间，便给我写了12封信，平均都有五张信纸，有一封还多达十张。他的字很小，把信纸填得密密麻麻几乎不留空白。这些轻如羽翼的信纸，承载的却是沉沉的情谊。
20年后的2009年4月6日，马教授来信描述了夫人李力临终前一周的情形：
她突然张开双臂，拥抱着两个孩子微笑着说：“我的好女儿”“我的好儿子”。她拥抱我时也说：“好老伴儿，对不起，我先走了，我永远永远的爱你”，并抚摸我的头说：“不哭不哭，你要学会生活。”
高级中学毕业的张五可，三年里在马国打了几份工，工作条件都十分苛刻。为此，他写道：
与国外戏剧家交往
好友留学日本
进入21世纪，很少人寄信了，有话就通过电邮传达，不过，我仍有个移居法国的年轻朋友常给我写信，最感动的一次，是洋洋洒洒几千字的长信外，还附了一张长30公分宽10公分的风景明信片。她介绍：
马夫人是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退休后陪伴教授来新居住，累积时间应有两三年。我们常来往。她是我理解的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型，待人亲切真诚。11年后再读这封信，心里还是很难受。
这两封教育部来信，是我仅保留的政府来函。
不晓得我儿子有没有保存好那张结婚照，我却一直惦记着这位恪尽职守、待人亲切的福州导游。
最近竟然细细翻读起收藏了数十年的书信，想来是人老了。不过两三百封，每天读上三几个小时，却也连续读了七八天。
与人合租的屋租15元，电费2元半，用的是井水。三餐到隔壁“弄帮”，每月补贴30元。衣服自己洗，不过没法熨……交通不便，等巴士如同钓鱼。晚上睡觉，轰炸机很多……你知道为什么这封信写得歪歪斜斜吗？我没有桌子……现在托人申请家具厂的工作。
1989年3月27日，他在敦煌接到同事金乃千于新加坡心脏病猝发离世的消息。4月3日他来信时这么说：
张五可的遭遇，也是当时好多同学和朋友的遭遇。
同年5月，一个绰号张五可（豫剧《花为媒》角色）的好友被驱逐到马来西亚。他在马来西亚举目无亲，家人都住新加坡，因此生活过得岂止潦倒落魄。他在信里写道：
我们正在布列塔尼度假，这里四周是海，……我很少有这种舒畅的感觉。这里人烟稀少，非常非常静。
我们现在通过集资方法，分到一套110平米的三房二厅房子……如果您再到中国来旅游的话，真诚地欢迎您来我家看一看，走一走。
读这些信，心情起伏很大，有时不忍卒读，掩卷走开；有时联想翩翩，回忆当年真情交往；有时不胜唏嘘，叹时光如流水，卿不复为佳人？
我第一次送人家坐船去那么远的地方，想到他和女友要分开五年，维持这关系也太渺茫了，就像我们在寻找他的房间315时的扑朔迷离，从楼上到楼下，从一条通道到另一端楼梯，也不晓得兜了多久……
我应该是念中学时先后交上三名笔友。几个月后，彼此或觉无谓，便相继停笔。真正有必要的鸿雁往来，是两个好友几乎同时间出了国。
我和陈先生萍水相逢，当年受的一场虚惊过后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家却还记得给我写信问候，实在感到惭愧。
旅行后多年的来信
2003年4月，我收到中国湖南省汉寿县公安局来信，发信者是陈先生。我和陈先生结识的经过是这样的：1993年10月，我们前往张家界旅游途中，遇到当地一群流氓敲诈，摇撼我们的巴士不放行。陈先生接到消息后，立即带领一组公安前来解围。那时我给了他一张名片，过后，他便来信告诉我闹事者已得到惩罚。想不到事隔十年，他还记得我这个海外朋友：
2007年，我参加在杭州市举办的文学旅游活动，认识了好几位当地年轻作家。几个月后，竟收到一封叫我心惊胆跳的信件：
特刊登贺词，我们早已截止……希望你们能出来看我们的演出，虽然门票已经全部卖完，只要尽快通知，我们应该可以腾出几张。
我喜欢旅行，曾在旅行途中结交到多位好朋友，包括当地的导游。1996年11月，福建省旅游公司的王先生来信：
给爱人的信
那是我第一次接到马教授的信，他字里行间显示的悲痛，真是情何以堪。那次金教授在新加坡逝世，主要还多得新加坡艺术剧场朋友的帮助，才能比较顺利地把遗体送回北京。
本来嘛，职业问题并非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要两餐能够解决，维持生命也就吧了，莫奈现实有点冷酷，而冷酷对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小锻炼？
1970年代初，新加坡表演艺术活动蓬勃，很多团体都相继举行公开演出。1974年，有关丹朋友来信剧社：
我记得那年你带着两个儿子来中国旅游，临别，你的大儿子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什么时候结婚了寄一张结婚照给他。这件事我至今还牢牢记着，虽然已过了四五年。
第一个朋友去了日本，1967年4月的事。我给他的信都留有复写本。有一段是这样记下去送行的情景：
那几年，好几个华语表演艺术团体的演出，一次可吸引超过上万观众，而且一票难求，它们不能多演几场往往是因为租不到适合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