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丁鱼要吃罐头的，我坚信。线上读完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罐头厂街》（Cannery Row）（1945），取材二战前的美国加州蒙特利家乡，罐头带史诗般澜阔复杂。蒙特利海域沙丁鱼产丰，渔民疯捕，罐头厂拔地而起，将沙丁鱼罐头出口到世界各地，一度繁荣，却也面对过度捕捞与大萧条的窘境。
2011年从台湾回新定居的罗杰瀚，感受到一股反对中国新移民的声音，思考探索何谓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他认为华人祖先（包括猪仔）来自中国，很多人误以为是本地产品的午餐肉也来自中国，诚如午餐肉来自几千只猪的肉碎绞合，以新的罐头形式重组而成，“新加坡文化犹如罐头，一切都包含在内，但由不同成分组成。”清真的荔枝罐头则代表马来半岛的民族。
我们习惯吃的是上海梅林牌午餐肉罐头，快熟面的佐料，炸成薯条状，吃法各异。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让康宝番茄汁汤罐头等日常用品作品成为经典。深受大众流行文化影响的新加坡艺术家罗杰瀚，以鲜明颜色与具象特写梅林午餐肉、荔枝等罐头组成“重组理念”作品系列。
冠状病毒来袭，好像在打一场不用将兵的无形的战争，对手是死神。家里囤些白米面粉之外，就是喜欢的几款罐头食品了。久违了的罐头在“乱世”危难中派上用场，价格因抢购而上涨，而罐头本来就是战争的产物。
在异乡，罐头成为思乡的符号。
成长以后，罐头名声开始不好，笼罩不新鲜，没营养，不健康的阴影，很少碰触。没想到，一次冬天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找朋友，很快吃腻了面包、肉丸、腌鱼与牙膏似的肉酱，与友人在一家华人杂货店里挖出一罐水仙花牌香菇猪脚腿，喜获至宝，也没查是否过期，买米粉炒起来。实在美味，尽管远不如我妈的煮法。在异乡，罐头成为思乡的符号。犹记得友人洋男友面有难色，小心翼翼地从米粉里挑出猪脚，搁在盘边。
故事由罐头厂街居民——赌徒、商贩、妓女、皮条客、流浪汉，为海洋生物学家“医生”办聚会展开。通过“医生”也是作家的眼睛，这些居民在大萧条时期仍说着笑着，在金色阳光下，友谊和美酒、聚会、女人，比金钱与成功更有意义。
在什么东西都有个期限的都市，“如果记忆也是一个罐头的话，我希望这罐罐头不会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我希望她是一万年。”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1994）的名言，让罐头成为后现代都市人的爱情符号。男人与恋人分手那一天起，每天买一罐5月1日到期，恋人喜欢的凤梨罐头，如果买满30罐，她还不回来，感情就会过期，残留的或许只有些许记忆以及某一瞬间的共鸣。
小说开篇写罐头厂街“是一首诗，一股恶臭，一阵刺耳的噪声，一片深浅不变的光，一个音调，一种习惯，一阵思乡之情，一个梦。一切在罐头厂街聚集成群，又四下分散：生锈的锡块和铁皮、碎木片、凹凸不平的地面、杂草丛生的前院、成山的垃圾、沙丁鱼罐头厂的波形铁板、廉价的酒场舞厅、餐馆和妓院、人头攒动的杂货店、实验室和便宜旅馆。”
英国商人彼得·杜兰在1810年研出镀锡铁皮罐头。法国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于1862年发现食物腐败是细菌导致后，罐头厂开始采用蒸汽杀菌技术，延长食物的寿命。英国锡罐头容易导致锡中毒，美国的铝罐头在20世纪诞生，二战时是美军主要战斗力，含“三高”（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Spam午餐肉罐头补充士兵体力，见证战争的胜利。
从小学起，爸妈忙着上班，自己学会煮粥饭，午餐一度是罐头食品的天下。嚼来脆口的AAA牌菜心罐、梅林牌优质午餐肉、水仙花牌香菇肉酱罐头等等，成为儿时美味的构成部分。现代化进程滔滔，即开即食，方便生活的罐头，联同裕廊电子厂接来的一些电线活，很自然地进入甘榜大家庭的生活里。
18世纪的欧洲，食品运到前线已腐烂，士兵吃不饱影响战斗力，在法国拿破仑重金悬赏下，厨师尼古拉·阿佩尔在1804年发明用玻璃密封食物，为法军供食，罐头成为军力的重要指标，也是战争期间的救命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