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次留意到新加坡撤侨,是在方方的封城日记里。当时脑中有个念头闪过:从武汉回来的人,都有着一段外人想象不到的经历吧,他们撤侨回来后的日子过得好吗?

最让H难忘的,还是在武汉机场等候登机的那个夜晚。那晚候机区里有四个国家的数百名侨民,仅新加坡侨民就有170多人,气氛紧张但秩序井然。在新加坡候机区里,她留意到随机抵达武汉的一名年轻公务员,全程蹲在人们椅边一一核对着身份细节。轮到自己时,H忍不住问这名年轻人:你辛苦了,是第一次来武汉吗?身穿黄色防护服,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微笑着轻轻答道:是的,我第一次来武汉,是志愿报名来的,来接你们回家。说到这儿,H的眼眶又一次红了。

征得H的同意记下点滴碎片,其实这只是她武汉撤侨经历中的一小段。那天我们在咖啡座里坐了近四个小时,听着H的叙述,我自己也不知多少次红了眼圈。

上周末我们约在乌节路一家咖啡厅见面。她还是老样子,高挑清秀,说起话来带点方言口音特别好听。现在知道了,那原来是武汉口音。说到从封城到撤侨这段日子的心路历程,H说自己恍若隔世,最深的感受有两个:郁愤和暖心。

感觉郁愤,是看到了权力舞台上的各种妄为和不作为。武汉封城后,很多人的心伤了又伤,哭了不知多少遍,哭灾难下城中的巨变,哭周边人们的遭遇。“传出李文亮医生病危的那个夜里,我跟全城的人一样,抱着手机守候,祈祷奇迹发生。那天晚上,我又大哭一场”,说着她眼圈红了起来。

在H看来,这些年轻人处事细致周到,待人温和有礼,而更难得的是他们做事时的那份平静——每个人都视手头工作是自己应尽的一份职责,一路上没听见半点邀功自诩的声音。相比之下,她特别用到“人性化”这个词:记得撤侨程序启动后一个个短信传来,提醒人们备齐证件,填好车子信息,临行前还逐一确认是否安排妥当有何困难。“抵新后的隔离期间恰逢2月14日,那晚被隔离的每对夫妇都收到意外惊喜——餐盘上是丰富情人节套餐,旁边还插着一支红玫瑰!”

收到朋友H的短信,这才惊觉她也是撤侨回来的一员。认识H很多年了,近年知道她转到中国一家知名企业任职高管,却不晓得她原籍武汉,任职的公司就在武汉,这次也被封在城中。她是在2月9日随第二次撤侨专机回到狮城,法定隔离加上自我隔离,一个多月后终得过上正常日子。

让她感到暖心的,则是在灾难第一线见到的年轻人,这当中有武汉当地的年轻志愿者,也有撤侨过程中见到的新加坡年轻人。撤侨过程庞大而复杂,其间她接触到常驻中国的使馆外交官,专程来武汉接侨的公务员,樟宜机场负责特别通关的海关官员,还有负责隔离事务的卫生部人员。“看得出这是个大规模的跨部门协作,而站在每个环节第一线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