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床上昏昏沉沉，还不忘扫手机上网看新闻，关心香港局势发展。外地人不生活在这座城市，只能通过大量的图像和视频试图了解真相。旁观者任意地评论这场武力和资源不对等的抗争，忽略了不负责任的言论等于把个人的快感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

天旋地转地熬过了星期天，第二天星期一是工作日，一早出门搭德士到公司看医生，并交代工作。C医生给我做神经反应检查，一切正常，血压也正常。这下才觉得自己可放心头晕下去。C医生给了两天病假，我睡足一天半，加上发病的第一天，这下是睡足两天三夜。终于吃得下东西，空腹三天第一件咬嚼的食物是香蕉。第一次发现香蕉是如此清甜滋润，五脏六腑深深受到安慰。

眩晕不止，平躺在床无法左右转身的那三天，我一直想到已故的美国文化评论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2004年病逝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旁观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想到近半年来香港的动乱，想到我们这些外地人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对照自己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日早晨莫名其妙地感到眩晕，严重到起不了床，吃什么都呕吐，把胃翻转掏空，一副等不到黎明的病猫模样。

《旁观他人的痛苦》透过分析苦难摄影所引发的观众欲望和兴奋，提出“人们永远感受不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痛苦究竟有多强烈，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同情而已。”人们追求摄影框外的真实，因为观众产生的情感是真实的，真实的场景有时惨不忍睹，却也激发“禁忌的快感”。这是人性——“苦难的图像，可以引发人们有关道德、正义、审美、怜悯、恐惧、情欲等复杂的反应”。

朋友发来慰问简讯。我只能简单回复好多了。和吃过耳水不平的苦头的朋友聊病症，才有你知我知的共鸣。没有晕成病猫样的经历，旁人的关心纯粹是同情，并不能分担病人的精神压力。

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关心香港局势发展，到底是对刺激的追寻，还是对政治的消费？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人们会从丑陋和痛苦中学到东西，学习有助于获知事物的意义。

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关心香港局势发展，到底是对刺激的追寻，还是对政治的消费？

这样无预警的不适，记忆中只发生过一次。一年在北京，下午练完瑜伽后突然头痛起来。接着就这样呕吐、头痛相互折腾地病了一整个星期。明明意识很清晰，还能写稿，就偏头痛不止，吃什么几分钟后就吐出来。北京的医生开了一粒50新元的止痛药，服下30分钟后，疼痛退减，药力消失后，偏头痛似海水一样席卷而来把整个人淹没。过了一周总算头不再痛了，过后的那两周整个人像漂流在海上，不知几时靠岸，不知几时晕浪翻船。

有过剧烈偏头痛的经验，我对病痛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相对感冒或细菌感染所带来的骨头酥痛，全身乏力，头部神经造反才真正可怕，像怀着一个不定时炸弹，不知道几时爆炸，不知道爆炸前会不会有更剧烈的警报。

病痛使人类无可避免地体验孤独的绝对意义。病痛所引发的身心变化，即使是患上相似的病症，即使同病相怜，也无法替代对方去承受生病所带来的无助、焦虑，甚至绝望。

这几个月来，一直想着暴力与体制的问题。香港警察和抗争学生都采取以暴制暴的手段，论生命的价值敌对双方应该是平等的，以性命相搏只会积累更多仇恨，困局非但无解，还会堆叠更多新仇旧恨，几代人都走不出来。文明社会对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比较宽容，对握有权力和资源的大人特别苛刻。到底是同仇敌忾，还是相濡以沫会产生无私的情感……生逢乱世想太多，也许是这次头晕呕吐的潜藏病因。我有好几天都无法侧躺而眠。

这次是耳水不平衡。前一天人无异状，第二天早晨起床，竟觉得天旋地转，像食物中毒般上吐下泻。躺在床上竟觉得天花板在旋转，床浮在海浪中，一点都不实在。身体侧躺时，晕得厉害，只能直躺，直躺久了腰酸背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