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主控官时，他倾向为受害者设想，偶尔会跟受害者沟通，但不是被告。
截至今年9月，共有303个符合条件的个案获得援助。
50多岁的M，与年迈母亲N同住。几年前离婚后，M开始酗酒，还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和妄想症。
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包括人均家庭收入不能超过1500元，60岁以下和以上者的储蓄和投资分别不能超过1万元和4万元等，详情可上网pdo.mlaw.gov.sg查询。
截至今年9月，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共接获1300份申请，超过三成（420份）被拒绝，其中约一半不符合规定的经济条件标准，近三成被评估为缺乏充分理据。
M一次从未上锁的汽车偷窃现金卡而被捕，被控各一项偷窃和侵占财物罪名。
盼更多有需要者申请法律援助
主控官有警方等团队支援 辩护律师一切得自己来
罪行的性质不会让黄国荣感到不安，但他知道某些罪行，例如强奸家庭成员或虐待儿童，可能会引起公众的关注或愤怒。
法律援助的需求预计增加，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规模料随之扩大，雇用合适的人担任公设辩护人将是未来的挑战。
“作为首席公设辩护人，我也向公设辩护人灌输同样的价值观。”
逾四成申请符合援助资格
他不得不承认一个弱点，就是偶尔会屈服于不健康和甜食的诱惑。
“我们面对法律界人才的竞争，不仅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而且还要找到对工作充满热忱，具同理心的人。”
N在判刑日出庭，得知M认罪后，被判四个月一周的监禁，泪流满面向代表儿子的公设辩护人诉说痛苦，包括产生自杀念头。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11月22日在国会书面答复议员何廷儒（盛港集选区）的相关询问时说，被办公室拒绝的其他原因包括申请人已由律师代表，或尚未被控。
公设辩护人知道N的困境，把她转介到她家附近的暴力防治中心（Protection Specialist Centre）。
专访当天，才知他是单身，有三个弟妹，华语讲得相当流利。原来他是华中初级学院（现为华侨中学高中部）毕业生。
例如，检方撤回或减轻罪状，或在公设辩护人陈情后同意辩方的判刑立场。
在2022年12月1日投入运作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由政府全额资助，申请人必须符合两项条件——支付能力调查和涉及的刑事罪具有法律依据，才可获法律援助。
“我当过主控官，在与辩护律师和被告交手的过程中，学会遵守公平原则和诚信、对法庭诚实，维护正当程序（due process）和适当的司法行政。
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致力于伸张正义，两者不存在矛盾。
办公室专注于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为了增强公设辩护人的能力，黄国荣发挥重要作用，不断安排各种专业培训和发展计划，好让团队跟上最新的刑法发展。
对小时拮据的家境，他毫不隐瞒：小学未毕业时，父亲与母亲离异。母亲靠在家“车水货”（缝制衣服），拉扯四个孩子长大。
X对判决感到欣慰，由衷感激公设辩护人。
谈到强项和弱点，黄国荣自认个性温和，容易与人相处，他秉持开放沟通，能轻易与同事和合作伙伴建立密切关系。
S只有20岁，已是家庭经济支柱，须照顾坐轮椅的中风母亲。
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成立是新加坡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里程碑，不仅为无力聘律师的被告增加诉诸司法的机会，也增强对执行刑事司法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对法治的承诺。
1970年代，黄国荣住靠近中峇鲁的惹兰克利尼（Jalan Klinik）三房式组屋，就读附近的河水山东小学。
个案三：女郎遇车祸后当钱骡 助撤销控状改为警告
唐振辉说，其余的300份申请正在审理中，或因为被撤销或申请人本身没再跟进等原因而了结。
两年多后，他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录取。服役期间，获颁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选择到新加坡警察部队履行奖学金合约。
代表她的公设辩护人向控方陈情，强调S的境况。控方最终同意撤销罪状，改成有条件警告取代检控。
领导约25人团队的黄国荣，两大主要工作范围包括：确保及时处理申请，就它们是否符合条件获得刑事辩护援助做出决定，以及监督并与个别公设辩护人讨论所分配到的案件，确保受援者获得及时和适当的法律权益。
回顾过去一年，黄国荣很高兴看到获法律援助的人，从这样的服务中受益，一些案件也有更适当的结果。
个案一：为有特需孩子罪犯 请求减刑成功
多年前跑法庭新闻时，常在庭室见过时任主控官黄国荣（60岁）。
“巧克力和炒粿条等小贩美食，在我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会尽可能到健身房，把卡路里和糖分消耗掉。”
当主控官超过20年，黄国荣做过很多检控决策、审讯和认罪案件。
“我们提供法律资源，使他们能顺利工作，也提供适当的指导和引导，确保相关的法律建议是合理的，并且能取得最适当的结果。”
附属律政部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Public Defender’s Office，简称PDO）2022年12月1日投入运作，至今一年。办公室掌舵人——首席公设辩护人黄国荣曾是总检察署高级副检察司兼刑事检控司高级处长，检控过无数罪犯，如今却致力协助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罪犯辩护和求情。这样的身份转移是否曾产生矛盾，让他纠结？首次接受媒体专访的黄国荣，在本期《人物面对面》讲解办公室的宗旨和工作，以及一年来援助的个案详情。他也畅谈自己少为人知的家庭背景，包括修读法律的原因。
出身贫寒，一心想服务贫困者、触动他人生命的黄国荣，接获领导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通知时，为此开心不已。“这是帮助社会中有需者最好的方式。”
黄国荣说，许多罪行与生活环境困难相关，例如因经济困难而挪用资金、到商店偷窃，或成为钱骡，把银行户头或Singpass资料卖给犯罪集团。
办公室通过不同管道援助被告家属
与个别辩护人讨论案件 确保受援者获适当法律权益
公设辩护人也提呈减刑请求，法庭后来判X坐牢六周和罚款3万元，并同意延迟执行刑期，方便X为明年上小一的孩子做好准备。
截至今年9月的1300份申请中，近580份被评估为符合刑事辩护援助资格，占超过四成。
办公室正积极与法庭、执法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宣传所提供的服务。
“作为公设辩护人，我们不根据罪行是否受道德谴责来决定要不要接下案件。如果有合理的辩护理由，无论罪行如何，我们都会协助抗辩。
黄国荣说，去年非常幸运地请到第一批优秀的公设辩护人，包括四名法学院毕业生。
他指出，有一些符合条件的人选择不要由公设辩护人代表。“他们当然可以自己求情，法庭也简化程序方便法律门外汉，但我希望提高公众的意识，让他们知道通过办公室，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
控方最终放宽对X的指控，把刑罚建议改为坐牢二至四个月和罚款3万元。
公设辩护人深入了解，得知X受到威胁，说若不参与非法活动，两个孩子将被对付后，多次致函控方，阐述X的特殊情况，包括他是初犯、长期监禁将影响对两个特需孩子的照顾。
他个性爽朗，为人亲切，但日常交流仅在公事。
九年后，他成为总检察署的副检察司，终于圆梦。他后来升任刑事检控司高级处长，领导一组副检察官，坚守检控岗位长达22年后，去年4月成为律政部署长（规划），为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成立做准备，去年12月1日正式受委为首席公设辩护人。
照顾两个特需孩子的X，因协助非法放贷人进行非法交易而被控，控方原本要求法庭判他坐牢八至12个月。
当时那里有不少不良少年，上学或放学回家途中，常被小混混欺负的他，渐渐萌生一种希望扶助弱者的正义感。
从检控转辩护 如今更体恤律师
幼时家境贫寒 励志当检控官
“我看到他们的韧性，协助相关被告时表现出色，但我预计未来几年的人才竞争，将使招聘更加激烈。”
除了代表被告，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也通过不同管道，竭尽所能解决被告家人所面对的困境。
S不作他想，就交出银行户头资料，结果被控。
角色更换后，他不能接触受害者，面对的是被告和家属，偶尔还得到监狱探望还押的被告，努力提取更多可帮到被告的资料，交给法庭考虑。
黄国荣说，人生最开心和幸福的时刻不只一个。“从法学院毕业时，我很高兴，因为一手抚养我长大的母亲告诉我，她为我感到多么自豪。 ”
“两者扮演不同角色。检察官须公平、公正地提供对被告犯法的证据，辩护律师则以客户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提出一切有利因素，为客户合理辩护。”
黄母已在13年前病逝，若在天有灵，相信会为儿子的这番成就骄傲不已。
个案二：被告年迈母亲有自杀念头 帮忙转介到暴力防治中心
毕业后，黄国荣被派往初级法庭（国家法院前身）担任推事三年，随后调到国防部参与军纪管理和军事法庭的工作。
黄国荣补充说，除了收入或财产超过规定的，有的申请人正接受警方调查但还未被控，或因为面临的刑事罪不属于办公室的服务范围（比如可判死刑的罪行），或相关申请没有法律依据，所以申请被拒。
较严重的则涉及非法放贷或性侵，以及进出监狱多次与毒品罪有关的惯犯。当中也有涉及反社会行为，比如辱骂和威胁执法人员的案件。
“会让我不安的是在过程中发现受援助者不诚实或撒谎。处理这类案件也会浪费大量时间和资源。”
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为涉嫌犯下非死刑刑事罪被控、却无力聘律师的弱势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提供法律援助。
青年在15岁至17岁时性侵妹妹，原判18年监禁和16下鞭刑。他向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申请法律援助时，由于符合支付能力调查（means test）的条件，加上办公室评估后也认为刑期确实过重，决定代表他上诉。
机缘巧合，他抓紧把合约转到新加坡法律服务处的机会，“因为我看到担任检察官的机会。念法律时，刑法和刑事司法管理是我最爱的科目”。
“我们因此也努力提供被告一些支持，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把被告或他们的家属推荐给政府或社会服务机构，让他们得到进一步援助，希望这有助于减少重犯的可能性。”
作为首席公设辩护人，黄国荣期盼更多人知道办公室的存在，以及有更多有需者前来申请法律援助。
当她忙着打各种零工，应付家庭开支时，却不幸遇车祸而受伤。手停口停，有陌生人找上她，建议她用银行户头进行“投资”。
“以调查工作来说，过去当主控官时，我们有警方和查案人员组成的庞大支援团队，如今一切得自己来。这些过程中，让我更体恤辩护律师的不易。”
在某些情况下，法官在考虑案情和罪行后，听取公设辩护人代表被告所作的求情，决定判处缓刑监视或以社区为基础（包括强制治疗、日间报到、社区工作或服务、短期拘留等庭令，完成后将不留案底）的判刑，而不是监禁。
一些被告陷入抑郁并开始酗酒，引发家暴、辱骂或袭击执法人员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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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合适人选担任公设辩护人是挑战
“那么多年案件准备和讼辩的技巧对我担任首席公设辩护人的新角色非常有用，无论是亲自出庭辩护，或指导年轻公设辩护人方面。
“两者都是法院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都极力协助法院依法查明真相、伸张正义，但履行公职时须谨记各自角色的基本职责。”
升上莱佛士书院时，他加入学生警察团，接触到执法相关的法律，对维护和平与秩序的警察肃然起敬。
根据黄国荣，被告申请人来自不同背景，包括抵触较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未满21岁），如偷窃、打架或恶作剧。
领导辩护人办公室 是帮助社会有需者最好方式
他说，许多获援助者开始时不确定自己还有哪些法律选项，听取公设辩护人的建议后，才比较清楚。
M经常醉酒，也攻击母亲，不仅给老人家带来极大痛苦，也让她非常担心个人安全。
曾任多年副检察司，如今转换成辩护律师，黄国荣不认为现有角色跟过去的检控角色有任何冲突。
申请人须符合两条件——支付能力和所涉刑事罪具法律依据
今年7月，黄国荣亲自上阵，代表21岁青年向终审法院上诉，终审法院最终让青年减刑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