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雍乾盛世的138年中，基本上有着明君贤相能臣，于是皇帝永远是英明的，什么事，无论是前朝或后宫都知道，而且什么都懂。其实皇帝的英明是因为他能夠接触到无论大小的一切的信息，另外在分析信息时，主要大臣一定在身边，君臣们一起在“脑震荡”，把问题看到透，把方案准备夠，然后以理性为各方案标出上中下策。
由皇帝定夺的决策是属于顶层设计，而且顶层设计决策只是开始，中层与基层的执行才是重头戏。决策需要大量的信息，以前没有今天的信息科技协助，但也可以借助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步伐。决策与执行需要有效的沟通，成功的沟通方式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在香港就亲身体验过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然后用定海神针的一招坚定地去执行案例。
香港回归祖国后的几年，因亚洲金融风暴加上千禧年的科技泡沫，面临经济危机，这回是由中央政府经过“望闻问切”及“事议决”后总结香港的问题重点在于“五行欠水”，经协调后开放大陆居民赴港旅游消费，一招“自由行”就马上见效，不只见效，到后期还有过热的后遗症，产生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加上有外国势力的影响而引起的社会活动，中央政府又一次“望闻问切”后的“事议决”而出台一招香港国安法的顶层设计，政治问题政治解决。
隔日在上朝时，由安排好的流程让有关大臣上奏，提出事项，分析及提议各解决方案，并请皇帝定夺，当然皇帝作为决策者总得对各解决方案点评一下，然后宣布采用的方案，这时上奏大臣还得大声说“圣上英明”，再由安排好的有关大臣附和，这样才能退朝。这个决策过程与我们熟悉的管理模式，“事议决”三步曲，大同小异。当然这个模式如果程序不规范，也可能会出现议而不决的情况。
1983年因香港的前途不明朗，结果港币汇率大幅下跌，最后由当时的财政司在“事议决”后用一招“联系汇率”顶层设计摆平了，至今已近38年。由于联系汇率是把港币与美元用7.8兑1.0挂钩，相当于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拱手让给美国联邦储备局，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只用一招利率。由于美国与香港的经济周期不太一样，在97∕98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的联系汇率就面临挑战，但最后也渡过难关，并在事后微调及优化这个制度。
最近有些时间，重看了多年前有关清朝的旧连续剧，就当着是温故而知新吧！
决策是个很复杂的过程，重点在于议必决，决必行，行必果，违必究。（传自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