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阿莫算是幸运的。在语言难关面前，愈是年少，愈是容易跨过。
他们口中的“末代”，究竟说的是哪一代？
原来，末代，说的不是某个年份的同龄人；末代，说的是自治后十余年间出生的整整一代人。当那场“华转英”突变悄然掩至，他们当中有的正在念高中，如60年出生的辉哥；有的刚升上初中，如67年出生的阿莫。
1967年出生的阿莫，聊天时常说自己是“末代华校生”。上个月他的母校华侨中学举行百年校庆万人宴，兴奋的他又提起这个话题。
这个时间点，也出现在阿莫的记忆里。阿莫不愧是“地理人”，往事里也横着山山水水：“现在回头看，语言的分水岭是划在1979-80年间，那时我小学刚毕业升上初中。待念到初三那一年，就只剩华文一科用华语授课了。”
在新加坡，常听到有人说自己是末代华校生。他们相互间的年纪可以相差十多岁，但说起中学时代那场教学用语“华转英”的突变，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一段跌跌撞撞的日子。
突然有点好奇。上个月华中举行盛大庆典，欢声笑语中可还有人记起当年那些费尽气力，却终未能跨过那道人生大坎儿的同学们？
辉哥在本地文物机构做事，近两年新入职的小字辈开始叫他Uncle，我们也不时开玩笑称他“辉叔”。这也难怪，辉哥生得老成持重，又偏爱陈年老历史：这边有人捐出老照片，会叫他去看看给点意见；那边有旧建筑需要记录，会来找他说说建筑背后的旧闻秘史；电台电视台要制作“穿街走巷”的节目，有时也请辉哥说一段“想当年”……
70年代末，辉哥从黄埔中学初中毕业，成绩不错考上了华初读理科，却没料到不久后遇上了人生第一个大坎儿——大多科目的授课语言在短期内“华转英”，只剩下华文和经济两科保留以华语授课。可语言的适应需要时间呵，他记得渐渐地同学中开始有人读不下去了。
这就有趣了。辉哥也常说自己是华校生，可他俩并非同龄人，辉哥生于1960年，比阿莫大了七岁。
这个数字、这番解读，今天读来不免令人伤感。当年近半学生“被赶掉”，都是因为“素质不好”么？这“素质”的背后，究竟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查找资料时，无意间读到华中一名老校长的回忆，他记得70年代华中“出现了中一收400名学生，中二只剩200人的现象”。老校长说：“这是因为学生的素质不好，经不起学校升留级严苛要求，读了一年后，有一半人被赶掉。”
今天有专家研究告诉我们，本地华文中学的那场“华转英”突变，正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1986年，最后一批华校生毕业；到了1987年，本地再无华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