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我都在上海呆几个月，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某个成年人并不知道我听得懂中文，抱着怀里的孩子指着我说：“看，老外！”孩子还不明白“外人”是什么概念，而这种行为却将我区别开来，告诉单纯天真的孩子我是个外人，不属于这里。相比之下，多年来，在和朋友孩子们的互动中，我发现他们并不会自动把我看作“外人”，不觉得我与他们生活中的其他成年人有何不同，也并不理会我的肤色和成长的地方。通常只有他们开始上学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们种族不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新加坡的Epigram Books出版社常年和我合作。他们编辑英文文本时并不将非英文单词斜体，这违背英文出版市场的常规。Epigram的理由是，像新加坡这样的国际大城市，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外语”。相反，人们接纳所有的语言，甚至期望不同语言均有公共话语权。这种做法目的在于削弱一种语言凌驾于另一种语言之上的特权，即使出版商目标读者是某一特定语言群体也不例外。
在日常生活中，最近我注意到一些与这种趋势不吻合的东西。也许是人们排斥未知的声音过于极端，使我注意到我的小世界里这点奇特之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却是我成年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任何习得的东西都是可逆的。我们可以选择不再区别对待未知事物——不再使用斜体强调我们不会说的语言，不再给与我们不同的面孔贴标签，不再躲避那些生活方式可能不符合我们习俗和规则的人。
最近几个月，全球范围有种趋势似乎风头强劲，那就是人们对不知道或不理解的事物持贬低态度。虽然人们一直有某种本能，拒绝或怀疑“他者”，但目前这种情形似乎愈演愈烈，令人担忧，也许这是对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进程的一股反冲力。
幸运的是，任何习得的东西都是可逆的。我们可以选择不再区别对待未知事物——不再使用斜体强调我们不会说的语言，不再给与我们不同的面孔贴标签，不再躲避那些生活方式可能不符合我们习俗和规则的人。正如在国际大都市里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外语一样，开放包容的思想里，没有外人或异类一说。萦绕我们耳边的语言是多样的，这正是多彩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无须疏远它。相反，我们应欣然接受、享受这种多样性，它提醒我们所处的世界浩瀚无穷，尚存许多有待发现的奇妙之处。
（作者是美籍翻译家、诗人，1991年来新）
之后几周，我一直留意这种现象。无论在上海还是新加坡，我不断接触到各种我不会说或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不过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而烦恼。恰恰相反，实际上我觉得听起来充满生趣。我喜欢耳边有声音不断提醒我，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想法是我不知道的、也无法完全理解的，因此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对这种观点，我恐怕无法完全苟同。如我所见，好奇也是对未知事物的本能反应，好奇使我们对未知事物不逃避，而是面对、设法认识并理解它。事实上，某种反应并不一定比另一种更自然——小孩子遇到新事物时，这两种反应出现的频率大致相同，表明对未知事物的这两种反应都是出于本能。事实上，往往是父母引导孩子变得小心翼翼，而不是让他们伸手去接触遇到的每一样新鲜事物。我们总对他们说，“不行不行，这个很烫”或“那个很脏”。我们努力教会孩子谨慎小心，并保护他们免受可能的伤害，但不经意间，我们抑制了他们对未知事物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在当前讨论中，我们看到在世界舞台上，偶尔会听到某种观点，针对移民、难民或其他陌生或“异类”群体的不友好态度，他们试图辩解或至少为此开脱。这种观点认为，人本性中对异于自己或未知事物的反应是害怕和不信任，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克服这种人人都有的本能行为。
毕竟，如果我每天都明白周围所说的一切，我的世界就会小到只能容纳自己的想法。这样活着，未免悲哀。
我第一次注意到是一天下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园里。我穿过校园，听到周围各种不同的语言，虽能识别其中大部分，却听不懂说的内容。我大概走了100米，听到的有法语、阿拉伯语、韩语、西班牙语和日语，还有我能听懂的语言：英语、华语、粤语和上海方言。这时，我心中一动，不禁窃喜：“难怪我喜欢在校园工作。”
我们遭遇未知时，没有任何一种反应可说是天然的，而是各种可能的反应在我们身上时不时出现。我们往往被教导成偏向这种或那种反应，这种教导最终使我们觉得某种反应是“本能”的或“天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