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笑，主人说：“今天你们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那就是一个人不能自以为是，山外总有山，人外总有人……尤其是Betty在的时候！”
主人说：“好吧，你赢了！”
不过这次聚会并非学习，而是聚餐。
我自嘲道：“我也没碰到过啊。我和一些著名作家合作过，但没人有这两位的国际声誉。几年前我在上海国际文学节上和Simon Armitage一起主持过专题讨论，仅此而已……”
我们都很佩服。年轻的那位朋友说：“我可能这辈子都碰不到这样的大人物。”
于是，这位年长的朋友谈到在中国与几位显要人物的见面，她常受邀讲讲她在中国战争年代以及日军占领上海期间在龙华集中营的经历。她补充说：“文革时期，英国政治家Edward Heath到访上海，和在沪的英国团体会面，我们都出席了——三个人都去了呢！”
我话音刚落，大家齐刷刷看着我们那位80多岁的朋友，刚才我们聊彼此的故事时她相当安静。
美籍翻译家、诗人
这是一群好朋友的聚会，大家因对后殖民文学的共同兴趣而聚到一起。我们常常一起进行长时间的严肃讨论，阅读大量书籍，并每月聚会一次，交流读书心得。
四合院
我们学习小组的构成在外人看来可能蛮特别的。四名成员都是白人女性，都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或对中国文化比较熟悉。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才30出头，年长的已80多岁。我们的谈话常会带有一些地域文化特征，显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我们通常用英语交流，但必要时也会自然而然用一些中文词汇表达。
我们的主人对最年长的那位朋友说：“这种情形你遇到太多了吧，每次你一说中文就受到名人般的待遇。你的生活经历太不同寻常了，难怪许多重要聚会都邀请你去发言呢。”
“哦”，她淡然地说道：“我嘛，曾经跟女王握过手……两次。”
我问Betty：“那么你呢？你碰到过的大人物又是谁？”
1991年来新
她补充了一句：“哦，我差点忘了，那个夏天我还给Paul Simon准备过饮料呢。”
至此，聊天的话题转到我们遇到过的知名人物身上。今天的主人是位60多岁的女士，提到Leonard Cohen曾经从树上摘无花果送到她嘴里，“那时我还很年轻，学校假期的时候在希腊小岛上打工。”
我们继续聊了一会，聊聊各自遇到的名人故事以及跟名人交往的程度，渐渐地这个话题的交流变成了“胜人一筹”的游戏。那位年轻的朋友再次感叹她没碰到过什么名人，没故事可讲。我说：“慢慢来，年纪越大，故事越动人。我也没有碰到过像Paul Simon或Leonard Cohen那样的名人啊。”
我们三个人跟主人说起上次聚会后离开她家的趣事。我们常拼德士回家，司机对我们中文的流利程度十分佩服。他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的回答让他更吃惊了。我们三人中最年轻的那位来自波兰，我来自新加坡。最年长的那位1934年在上海出生，除了在美国得州的达拉斯呆过一年和在香港生活过几年外，她在上海基本生活了一辈子。我来亚洲比其他人都晚，到新加坡那年已17岁。而其他两位朋友的童年基本上是在上海度过的。每次我们学习完拼车回家，德士司机对我们的生活经历都既好奇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