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陷入尴尬——坐在旁边的观众按兵不动，坐在中间的观众出路被堵，也连带无法移动。坐在中间席位的我当时产生一个念头，想站起来振臂一呼：“我们做出改变吧！”但是这个念头在犹豫中消散。终于有观众站了起来，群众效应下，大家才鱼贯离场。
同时也是艺术官委议员的郭庆亮，5月17日在国会中的发言，其实是解读《贱民》的重要剧外注脚。郭庆亮在发言中批评以“任人唯贤”的思维范式处理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贱民》主角欣怡一生信奉只要用功读书、辛勤工作就会有出路，但是她在中风后生活一落千丈。她尝试申请各种官方管道的援助，生活却依然贫困潦倒。她从别人身上得到的尽是怜悯，甚至指责，指责她不够努力上进，才会导致当下的处境。而她其实最想要得到的，是身而为人的尊严。
回到最后一场戏，当该名观众念完那封信时，全场观众不知所措——演员们没有再上场谢幕，导演编剧工作人员也都坐在观众席旁静观其变。严格来说，这才是《贱民》的最后一场戏：在没有任何指示的状况下，观众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这无疑是隐喻现实的状态，也让《贱民》无缝衔接回现实。
在联合导演陈崇敬和郭庆亮的艺术处理下，不同演员在不同时刻跳脱出角色，对角色和自己的生存状态反思与批判，并尝试跳回角色，采取行动改变人物的命运。但是这些行动在制度的高墙下注定徒劳，演员和角色都展现出无奈与无助的愤慨。
《贱民》正围绕着欣怡，以个案形式展开，并采用编剧哈里斯·玛擅长的跳叙法，带出马来青年、护士、政客、公务员、企业家等众多人物的故事。这些个案从个位数加快跳到万位数，泛指“贱民”人数数之不尽，而个案除了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赫然也包括中产阶层和高产阶层。于是，“贱民”的涵义得到扩充，指涉的不仅是物质层面有匮乏的公民，也包括在精神层面有亏缺（自由民主、公共参与、思辨空间等等）的公民。我们都是宽泛意义下的“贱民”。
《贱民》最后一场戏，剧场灯光全亮，其他演员都已经愤然离场，唯独欣怡把旧纸皮叠放在推车上。（值得一提的是，我观看的那场戏，当欣怡吃力地折叠旧纸皮，喃喃说着自己的辛苦时，坐在第一排的一名观众，主动上前帮忙欣怡折叠旧纸皮。）欣怡掏出一封英文的政府公文，请求观众翻译解释给她听。然后，欣怡又掏出另一封信，请求另一名观众朗读出来。而欣怡在这名观众的朗读声中，推着纸皮蹒跚离场。信是以第一人称复述“我们中产阶层”所写成的反思，大意传达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采取行动，社会就不会改变的信息。
我们都是贱民
《贱民》探讨的议题无疑是沉重的。有观者认为《宣言》展望未来，透露着希望，《贱民》则关注当下，呈现的是什么都改变不了的绝望。不过，在《贱民》反讽的笔调中，这种绝望其实也是一种反讽。《贱民》的创意团队在剧中已经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解决问题、改变现况的方案。当然，也有观者认为这样的政治倾向太过直白，沦于说教。
观众进入必要剧场的黑箱剧场就座时，戏其实已经无缝衔接现实展开了。《贱民》主角欣怡（吴悦娟饰）走向观众席兜售纸巾，有些观众不知所措，极力回避，似乎真以为她是误入剧场的安娣；有些观众则买下了纸巾。
必要的觉醒
我（们）为什么犹豫，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呢？
贱民在华文语境中，指的是印度社会存在于种姓制度之外的最低阶层，而且是“不可接触”（untouchable）的阶层。戏剧盒与必要剧场继2016年的《宣言》（Manifesto）后，再次联合呈献的剧作采用《贱民》（Underclass）为剧名，除了指向新加坡社会的最低阶层，也隐喻着社会不平等这个议题在新加坡社会隐然的“不可接触”——不可以非“任人唯贤”（meritocracy）的思维范式接触这个议题。
剧外的注脚
郭庆亮在发言中也提出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第一步，是社会上较有优势的群体，比如中产阶层和高产阶层，先承认自己有优势，才可能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给缺乏优势的群体。《贱民》中人民权力党的政客原本不承认自己天生的优势，拼命打造自己符合“任人唯贤”范式的上进形象。但是在他成为总理后，他在演说中承认自己的优势，并呼吁公民也应该认清自己的优势。这是他的良心发现，还是政治伎俩？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促成改变，我们都会沦为贱民。这不仅是《贱民》的观众，也是全体新加坡人必要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