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而言，“与病毒共存”在中国是一个伪命题，不过这场持久战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得根据不断变化的局势探寻最适合自身情况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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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目前仍有条件将局部暴发的疫情“清零”，也没有必要在短期内，冒着可能让过去一年多防疫努力功亏一篑的风险，在防疫策略上改弦更张。事实上，即便防疫专家张文宏提出的“与病毒共存”，其实也并非主张现在就放弃对疫情的防控。
但他也认为，这样可能会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如果岛内居民与外界长久不发生接触，而外面世界的病毒持续变异，以至于国内居民对境外流行毒株丧失免疫力，这种情况下对外封锁的时间只会更加漫长。
但从长远看，“清零”策略会面对更大压力。因为国情、体制等不同，绝大多数国家无法采取像中国这样的防疫措施，与冠病共存在很多国家已是必须接受的客观现实。如果越来越多国家逐步在“与病毒共存”中开放，中国要长期维持密不透风的病毒“防火墙”、捍卫“零感染”，将会愈加困难。防疫屏障下，中国也可能陷入与外部世界半脱钩的局面，虽然有巨大的内循环市场支撑，但长期隔绝带来的政治、经济与人文交流影响会逐渐显现。
中国知名防疫专家张文宏上月底发文，从南京“失守”提出对未来防疫的思考。他指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为，冠病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
至于如何应对，张文宏认为：“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前天也发文，批评“与病毒共存”的说法缺乏说服力。他形容，西方媒体和专家对中国提出“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建议是精妙的连环计，一是劝诱中国放开，让中国陷入疫情不可承受的状况；二是就病毒溯源构陷中国，到处煽风点火，最终让中国抗疫成果付诸东流。
不过，“与病毒共存”的主张在中国遭到强力反驳。“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7日发表中国原卫生部长高强的文章，痛批英、美等国不顾人民健康安危，盲目解除或放松对疫情的管控措施，单纯依靠疫苗接种的抗疫模式，追求所谓的“与病毒共存”，导致疫情再次泛滥。高强立场鲜明地提出，“与病毒共存”绝对不可行，并警告绝不能重蹈英、美等国“与病毒共存”的覆辙。
自从去年1月下旬以来，中国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全力抗疫，最终在防控疫情上交出漂亮答卷。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优势下，全社会动员、个人放弃隐私和自由、严格控制人员入境等方式，行之有效地一次次扑灭疫情。虽然大规模检测、封闭式管理，给经济生活带来影响，但从过去几轮疫情看，考虑到较短时间内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的利好，“清零”付出的代价并不算那么高。
有海外专家近日也提出相似的“与病毒共存”观点。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严忠6日在《财新》发文指出，理论上，一国可以通过举国之力，继续强化防止病毒从外部输入措施，营造一个冠病大海中的安全岛。
“共存”与“清零”是目前各国应对疫情的两个截然不同的路径，两个主要代表国家是英国和中国。两针疫苗接种率超过72％的英国，上个月已全面解封，取消了包括戴口罩在内的几乎所有防疫限制。相反在中国，德尔塔毒株攻破“防线”后，各地又进入新一轮防控。在南京、郑州、武汉等发现疫情的地区，当地正展开全民筛检，社区重新进入严格的管控，仿佛时间又倒回一年多前。
此外，中国社会现在也没有改变当前防疫策略的民意基础。“与病毒共存”的主张在中国引发争议，恰好从侧面反应了这一点。有舆论指出，冠病的危害性尚未减弱，放弃现有的抗疫策略，病例和死亡人数将攀升，这会对习惯“清零”的中国民众造成情绪恐慌，动摇社会稳定。它所带来的政治代价，将远超为“清零”策略付出的经济代价。
黄严忠提出，鉴于中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与病毒共存意味着政策调整，从以严防死守“清零”为中心的围堵策略，转向以预防重症和降低死亡的止损策略。
随着新一波本土疫情在中国蔓延，一场“共存派”和“清零派”的辩论最近被引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