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孙崇瑜与盛梦琴的交情有多好？时过境迁，当事人俱已作古，今人无从判断。不过，有几个小事可资参考。
飞来一个红苹果
日本人占据了新加坡，也占住了孙氏的住宅。全岛硝烟弥漫，动荡不安，民众生计都成问题，孙崇瑜也不例外。他昔日的殖民政府工作岗位荡然无存，便想用日语来谋生存。一天，他想去找日本人，显示一下自己的日语能力。去到哨所，恰巧碰到一辆罗厘车，上边有华侨银行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银行要恢复营业了，催促孙氏赶紧上车，一起走。孙氏挤了半天没挤上，对旁边的日本兵说了一句日语：“你叫我进来，但是我挤不上。”日本兵猛然问：“你会说日语？”然后把他拉了下来。孙氏说：“这是一个机会，我可以去找一份工作，开始我的新生活。所以，我紧紧抓着罗厘不松手。但是，这个全副武装的日本人，看到我双手紧抓罗厘，猛然用他的一只脚踩我的双手。 他的鞋子带钉子，我的手弯曲成这样。我摔了下来，没爬上罗厘。我很遗憾我错失了这个机会。”
瞬间，所有的羞赧、恐惧与不安，都因为这个红苹果而化为乌有。南君恢复了平静，陈述自己的念书经历，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完成了面试，顺利地拿到了助学金！其实，当时南君不知晓，义父孙崇瑜与陈嘉庚、李光前的私人交谊有多么深厚，而其父亲与孙崇瑜又有深厚的金兰之谊！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关系，注定南君是会得到这笔困难补助金的！踏出银行大门的那一刻，穷小子心里一定乐开了花！这一经典面试情景，以及李光前先辈慷慨解难之精神，孙大人背后助力义子的行为，成了盛氏家族流传一代又一代的闪亮故事。
日语助孙崇瑜逃过一劫
民谚有曰：不行春风，难得秋雨；民谚又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日据时代，是新加坡历史上的至暗时刻。1942年2月8日，日军登陆新加坡；2月15日，英军投降；2月18日，日军开始对本地华人进行大规模肃清，史称“大检证”，在全岛布置五个集中检证中心，并发布命令，要所有18至50岁的华人男性都必须前往检证中心报到。
日本兵要他站在一侧，也没有虐待他，简单交流了几句就放他离开。孙氏回忆说，后来得知，罗厘上的一车人全都被拉走杀害了。这时，他才惊觉，因为他会说几句日语，日本兵故意踩他的手，故意不让他上车，因为知道那是一辆死亡之车。日本兵其实是在暗中帮助他，使他躲过了这一劫难！
即使过了大半个世纪，盛家跟孙崇瑜府上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每年的华人农历新年，南君都会带着子女到孙府拜年，直到晚年。
在宏大历史题材的表述场域下，我们常常会忽略人们普通生活、人际交往的细节。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小节，构筑起人间真实的烟火和温情的图景。80多年前，南来学者盛梦琴和本地殖民政府官员孙崇瑜的一段交往，可以为这个话题提供很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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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每当回忆起这惊险的一幕，孙氏总是感慨，当年跟着盛梦琴学日语，一点都不白学。日据时期，有几句日语来傍身，或许是可以救命的。
经过孙崇瑜的引荐，盛梦琴还在殖民政府机构培训日语翻译员，因而结识当时的警察总监余文思（J P Pennefather-Evans，1894－1977）。余系英国人，1932年任海峡殖民地警长，1934年任新加坡警署指挥官，1935年任政治部主任。自此，盛梦琴在培训殖民政府内政部人员日语的当儿，帮助余文思组建了政治部的语言翻译组。
烟波浩渺，岁月辽阔。盛梦琴1937年逝世，孙崇瑜1991年仙逝，盛南君也于2007年病逝，一切俱往矣！如今，盛氏家族已经有了第五代后人，累计人口超过120多。当年，祖辈与孙崇瑜的“若高山，若流水”的温馨故事，其余波一直荡漾在盛氏家族的历史传承中。斯人虽已逝，幽思仍长存；曲终人未散，人走茶不凉。
80多年前，南来学者盛梦琴和本地殖民政府官员孙崇瑜因日语结缘，开启了不同寻常的交往。两人还结拜为干亲，关系由教与学、师与生的角色，变成金兰之谊。即使盛梦琴驾鹤西去，但曲终人未散，后续的故事越发精彩温馨。
也许是日久见真情？也许是英雄惜英雄？不知哪一方主动，盛与孙二人竟然结拜为干亲，盛的三子南君认了孙崇瑜为义父。顿时，盛氏与孙氏的关系，由教与学、师与生的角色，一下子变成了金兰之谊，涂上了一层亲情的色彩！华人自古有拜干亲、结义弟的习俗，任是20世纪的英雄好汉，也是难以免俗的。
盛氏与孙氏本是不同领域的人物，也是不同时期南来的神州移民。不过，二人因日语而结缘，衍生出一段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般的情谊。即使盛氏早早驾鹤西去，终止其人生的交响曲，但是，曲终人未散，后续的故事越发精彩温馨，余音绕梁。
1951年，盛梦琴病逝14年后。
1951年夏天的某日，经过孙崇瑜的引荐，华侨银行董事李光前亲自面谈盛南君的困难补助。当时，年仅21岁的南君，还是一名涉世不深、名副其实的穷小子，如今要踏进华侨银行的大门来讨钱，面见大名鼎鼎的商业巨擘、纵横四海的大银行家，其心中的羞涩、恐惧和忐忑，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迈着颤抖的双腿，好不容易走进李光前的办公室。李光前问他来干什么？他啰嗦了半天也没说明白；又示意他到办公桌对面坐下来，他也不敢坐过去，头都不敢抬起来，“感觉两只手都是多余的”，空气都凝滞了。这时，李光前不紧不慢地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红苹果，掏出干净的手帕，仔细地擦拭着，然后，猛然间把红苹果抛向了南君，南君本能地伸手接住了飞来的苹果；李光前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苹果，又用手帕擦拭着，然后，微笑着对南君说：“来，我们一起吃苹果！”
日语搭桥结义亲
盛氏曾经是“华民帮办孙崇瑜先生之日文教师”（见《东南亚华裔闻人传略·王植原》，96页，1977年）。作为殖民政府帮办，孙崇瑜的职责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通，而精通多语是其职业所需，在使用英语、福建话、马来话之外，再学一门日语，也是有利于开展工作的。因着日语搭桥，盛氏和孙氏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私交甚好。
根据孙崇瑜的英文口述历史（1981年，卷39和卷40）说道，他由于会说一点日语，大检证时竟然逃出生天，躲过一劫。故事是这样的。
孙崇瑜（Sng Choon Yee，1897－1991），初任殖民政府华民护卫司署首席华语通译员，1932年升任新加坡华民政务司署华人帮办。1941年12月协助殖民地政府筹组华侨动员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仍任华民政务司署帮办。孙氏是殖民时期的著名人物，华社民间普遍尊称他为“孙大人”。
据当年《星洲日报》报道，1929年4月，盛梦琴从上海搭船来新加坡，履职华侨中学，任数理教员。一年多后，离开华中，开办建中学校授课，兼做《南洋商报》的翻译员、中华垦殖公司秘书等职。
为了增加申请的把握、胜算，南君在陈述申请助学金的理由时，特意描述自己的父亲盛梦琴，当年如何帮助政治部主任余文思组建语言翻译组的事情，以期引起资助方的关注、同情。
1942年，是盛梦琴病逝五年之后。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东亚政局动荡之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现代化而跻身工业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商品受战争影响无法入口新加坡，因此日本成为当时新加坡的主要进口来源地，经贸活动日趋活跃，彼此的联系越发紧密。学日语，讲日语，成为经贸的必要工具，很多夜校便开日语班，供民众修读。
在华侨银行和其他友人的帮助下，南君顺利完成了五年的医学学位。之后，悬壶行医，救死扶伤。有先父遗志的激励，有先贤精神的感召，南君不负众望，行医的当儿，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担当社会责任，于1959年成功担任新加坡第一届立法议会议员。那一年，他29岁。
（三之三）
（本文作者罗福腾是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副教授。此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盛梦琴孙女盛惠龄女士和鲁虎博士的有力协助。）
《南洋商报》1930年3月26日报道《气象—新之同德书报社》说：“夜学部，先办日文班，国语班。延聘日本帝国大学农科毕业、本坡华侨中学教授盛梦琴先生为教员，每逢一、三、五教授日文，二、四、六则教授国语，时间每晚七句钟。”盛梦琴早年留学日本的背景，冠戴清华学校大学部教授的头衔，南来狮城充任日语教师和翻译，是游刃有余的一桩小事情。
1951年7月6日，盛梦琴第三子盛南君，就读马来亚大学医学系三年级。由于家境贫寒，全家十几口人，每月总收入只有310元，实在无法应付一学年高昂的求学费用。细算一下学费、书籍费、生活费等高达1464元，这对挣扎生存的盛家，是天文般的数字。家人一筹莫展。南君只好四处申请助学金。其中，申请华侨银行助学金时，表格要求填写两位非亲非故的担保人（vouch），南君填写的第一人为孙崇瑜，第二人为胡载坤医生（Dr. Hu Tsai Kuen，1896－1984，前财政部长胡赐道之父）。此二人皆属社会名流。按照常理，担保人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南君在填写担保人时，必是先征得对方的首肯，才将二人的姓名、住址填写进表内。否则，他断然不敢贸然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