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的料峭春风仍带一丝寒意，我坚持拿一张小毛毯搭在沙河先生膝盖上，大家围坐一起，大部分时间听他一人天马横空摆龙门阵。人家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沙河先生不喝酒，但见了真心朋友话特别多。那天他谈性甚浓，印象中隐约记得他讲了好些天体宇宙、黑洞和高级生命方面的趣闻，以及人的心灵感应、死亡过程中的“中阴现象”，以及灵魂再生等问题。大家听得毛骨悚然，却又津津有味，惊叹他哪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知识。他停下来，看看大家，两眼笑得发亮，正儿八经地说：“嗨！跟你们讲嘛，过去我倒霉的时候，就靠这点点知识支撑着。”
多年以后，我果真在成都一处清幽的郊外拥有了自己的书房。一年春天，正当樱花绽放时节，我专门把沙河先生、高缨夫妇及著名女诗人王尔碑接来园中品茗赏花。我还记得，当天他们也把《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曾孙刘德枢先生和夫人一同带来了。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年轻时的我大半时间风雨飘泊，居无定所，哪敢奢望有一间专供读书的房间。后来我读元代伊士珍撰《嫏嬛记》，偶然读到书生张华遇仙人引至山洞石室，发现洞中所藏皆汉代以前稀世奇书的故事，好生羡慕。我想，既然张华可以在梦里拥有一处这样的仙境，我等穷书生，自然也可以在心中建一间自己的“嫏嬛斋”。于是我便跑去请沙河先生为我题写斋名。
（作者是本地摄影家）
那年我受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委托，参加《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一书的图片拍摄和编辑工作。我在拍摄该寺正殿两旁楹联时，意外发现新加坡已故国宝级书法诗词大家潘受先生书写的“绿绮凤凰梧桐庭院，青春鹦鹉杨柳楼台”一联中，刻意将“凤凰”写成“凤皇”，“鹦鹉”写成“鹦武”。对联挂了几十年，潘老生前从未解释，信众也未特别留意，留下一桩无头公案。
沙河先生听了介绍，脱口就说：“你们潘先生的写法没有错，古文中就只有‘凤’，英文叫phoenix，雌雄都是‘凤’，没有‘凰’这个字，你去看《离骚》，里头就是‘凤皇’，直到西汉年间也没有‘凤凰’这个词。‘凤凰’是以后才出现的。古代汉语中，‘皇’字通‘王’，说‘凤皇’类似说‘龙王’一样。”他又说：“古文里面原来也只有‘鹦’字，即英文的parrot，最早没有‘鹦鹉’这个词。为什么叫‘鹦’？因为这种鸟的脖子上有一圈羽毛，其色看上去像戴了一串项链。”先生说话的时候，两眼炯炯有神。他用手比划说，鹦的嘴非常凶猛有力，像一把钳子，一支圆珠笔都可以被它咬断，所以称“鹦武”。“鹦鹉”这个词也是后来才出现的，现在习以为常了。
他还说，从楹联对仗要求来说，既然传说中“凤”是雄鸟，“凰”是雌鸟，那“凤凰”则应该是一对夫妻鸟，是复数，英文说a pair of phoenix；“鹦鹉”却是个单数，英文叫parrot，不是a pair of parrot，所以“凤凰”这个词也不能对“鹦鹉”。潘受先生写“凤皇”“鹦武”，一定有他的深意。没想到先生几句话，便将我心头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消除了。
临走的时候，我忽然提出请沙河先生为我的瑯嬛斋再书写一副我最喜欢的《红楼梦》中潇湘馆楹联：“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先生慷慨依允，不久便写好了，专门托朋友送了来，并交代我，要用楠木雕刻，石青上色。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几天后我如约去拿写好的字，沙河先生已为我折好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外面用毛笔写上“为徐伏钢题写书斋名”，并随手画了一个草图，斋名如何放，题签置哪里，还特别用一排小字注明“原件用于保存，复印件用于雕刻”。另外，他还专门为题写的斋名分别单独做了影印件，在上面用笔做了局部勾勒。沙河先生做事原来这样认真和严谨，这回我是亲眼见证了。
解潘受对联之谜
年岁大了，平日难得走到一起，老友们见面都很开心，然多年友情，不知从何说起。沙河先生一边望着老朋友，一边口中轻轻念诵起杜甫那首《赠卫八处士》，娓娓道来：
如今，虽然沙河先生已经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但有他的书在，有他的字在，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早些年先生赠我一部《流沙河认字》，仔细拜读后对他更加敬畏和信服，原来书中每个字到了他这里，都成了大学问。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那时先生还住红星中路省文联宿舍，看过我递去的纸条，放下纸条一笑，说：“哦，晓得！张华的嫏嬛福地。好！写好了你来拿。”当时我还暗生疑惑，咋刚说两个字，他便知道了它的典故和出处。
第一次是在春天，沙河先生的老朋友高缨病逝，我帮忙料理完丧事，陪高家子女前去看望他。那时尽管他的喉头已经失声，仍泪眼盈盈用气声为我们说了一段动情的话，不仅为失去的朋友悲哀，同时也为自己哀叹。他叹息说，高缨和他一样，他们这一生都是从最初满怀理想到后来理想破灭，到头来发现都是大梦一场。
每个字都有大学问
我正不知说什么感激的话才好，忽然埋头才发现，原来先生把“嫏嬛斋”写成了“瑯嬛斋”。这下我有些犯难了。我想了想，终于还是麻起胆子，尴尬地说：“沙河老师，嫏嬛斋的嫏字好像应该从女旁，这里写成了玉旁。”不料先生听了哈哈一笑，说：“这两个字是通的，玉旁女旁都是同一个字。匾上三个字，两个偏旁一个样，看起来没有现在好。”
由这件事情，又让我想起当年沙河先生为我题写斋名的事来。
过去每次从国外回家乡，我一定会去先生府上拜见他，次数多了又怕妨碍老人家休息。后来听说他每月还在成都图书馆开课，定期为公众讲《庄子》《诗经》，因此更怕打扰他。偏偏在2019年，我两次登门拜会了他。
最后一次见到流沙河先生，是在他去世前一个月。
10月10日，我再次去先生府上拜见他，碰巧见到失联近30年的老朋友、当年为我制作巴金肖像的原成都图片社总经理罗缋沅兄，以及同他一起来的当地一家杂志社老总为先生拍照。我却是为了新加坡凤山寺的一副对联，专门前去请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