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人人把目光聚焦本地，渴望重新探索新加坡，这时虎威先后推出《宁宁游甘榜》和《宁宁游新加坡河》，希望通过绘本推广新加坡本土文化，也引起年轻后辈对本地特色建筑物的兴趣，特别是在发展脚步迅速的新加坡。虎威说：“旧照片固然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但绘本经过创作者这关，可以呈现出独特的性格和故事性。”
绘本这一结合文图的体裁，看似轻盈简洁却蕴含教育意义。绘本虽然不挑读者年龄，但仍以小孩为主要受众，几位本地绘本作家结合各自的创作，分享如何跳脱常规，巧妙设计，增加绘本意趣，或通过说书人和孩童的互动，更生动地传达绘本讯息。
自由撰稿人潘婉明曾策划孩童绘本营“绘本时光”，她提到：“孩子比我们想象中敏感、敏锐，他们能不能发展出真正的阅读爱好，和他们如何被引领进入书本和故事的世界有关。”
潘婉明也强调，好的绘本也需要好的说书人。她认为最好的共读是家长和孩子都在放松愉快、感受幸福的情况下进行，而非孩子单向期待，家长拖着疲惫的身心打发他们，尽管双薪家长有他们的不得已。除此之外，说故事的过程中，尊重十分重要。
作为绘本的文图作者，李文良也提出作者不能只是埋头创作，应该走出去向学生讲故事，这不仅是宣传，也可以拿到最直接的反馈。“因为你跟小学生讲故事，他们不会去管背后有什么大道理，但如果他们听得懂故事并且被感动，就会了解其中的意义，不需要大人一直讲道理。”
好绘本应兼具文学性和游戏性
郑婉妮更说，写骨痛热症的《蚊子斑斑》，故事内容描述每个组屋单位都太干净，导致黑斑蚊怎么都找不到住所，不料初稿把蚊子画得太可爱，结果小朋友竟然同情它们，当下听哭了。因此，在对绘本加以设计前，她都会先对学前孩童讲一遍。因此她说：“让小孩子先说出他们看见的东西是重要的，因为那有时和绘本想要传达的讯息截然不同。”
在郑婉妮看来，好的绘本应兼具文学性和游戏性，因此这一系列绘本并不满足于纸本平面上的呈现。藉由她与团队的发想，以及和绘本画家合作，系列中的《动物野餐会》做成黑色镂空塑料卡片，可以放在阳光下，贴到墙壁上，甚至放到水里；讲烟霾问题的《绿岛国打喷嚏》则采用舞台设计的概念，用四个立体场景讲故事，传达环境污染现象，如何影响日常生活，以及宣导全球公民意识。
她提到，有些绘本绘图风格太抽象，只适合亲子共读或孩子自己阅读与想象，在绘本营解说起来很容易流于单向灌输。此外，台湾出版的绘本使用繁体字，和本地简体中文教育有别，用作推广华文阅读的确会造成一些入门的障碍，十分可惜。
她在创作绘本时，也将儿童肢体发展考虑在内，如《小石头的旅行》就结合故事角色和情节，将仿若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绘本摊开后，小朋友可以跟着小石头、小乌龟或小金鱼等角色的形状，练习手指开合和精细动作。
潘婉明分享，她在为活动挑选绘本时，除了配合主题，也顾及本地学童的切身经验，以及绘本的趣味性、绘图和文字风格等等。她说：“比如性别课题、校园霸凌、特殊教育、身心障碍与疾病、认识新加坡旧时生活等主题，因为是孩童一进入小学就可能会碰到的，所以设定为一至三年级，在选书方面也会尽量选择故事性强、深入浅出的绘本。但有关战争、流离、女权与平等的主题，我们就将学员年龄层提高到五、六年级，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主题相对沉重，选书的内容和用字也比较深涩。不过，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家长询问，说孩子年龄不落在我们限定的年龄范畴但很感兴趣，那我们会特别声明，如果家长研判孩子心智成熟且熟谙华语，则可酌情处理。”
近来推出5E系列绘本的郑婉妮博士则认为，“属于新加坡”的绘本并不意味着地标化，应该从地方和人文角度出发。这套绘本获李光耀双语基金支持，给学前孩童讲述新加坡河与动物、黑斑蚊、雾霾问题和疫情安全距离等主题，紧扣本地地景与生活环境。
存在不同层级的解读空间
根据李文良对本地绘本市场的观察，出版英文绘本的价格和进口绘本差不多，而人们大多会选择国外的经典绘本；中文绘本的出版则与教育息息相关，主要希望绘本这一结合文图的体裁，可以吸引小朋友的目光和兴趣。《我的守护熊》就是他在接触中文教育中心耕读园的创办人陈君宝后合作推出。
正如日本作家森见登美彦在《让小孩睁眼的方法》一文说到，小孩子的生活和成人一样充满烦恼，他们的日常比大人想象中更惊险万分——因为游泳课将近而苦恼，因为放学回家迷路而哭泣，被洋娃娃或小丑人偶吓得不行……但开心也可以是无止境的开心。在说绘本故事这个有来有往的过程中，绘本作者见证到意想不到的反应。李文良忆述一次到校园讲故事的场景：“有一个同学听着听着就哭了，原因是他自己也曾经受到霸凌。”
虎威也认为绘本难以界定读者群，其中存在不同层级的解读空间。“例如我们说新加坡河，也可以提到新加坡的港口贸易和水供课题，这些都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好的说书人说好绘本故事
绘本看似轻盈简洁却蕴含教育意义，如吉竹伸介以《爷爷的天堂笔记本》写爷爷的死后计划：去天堂要带给神明见面礼吗？想投胎变成有钱人疼爱的猫咪还是咖啡研磨器？近期走红的《男孩、鼹鼠、狐狸与马》甚至没有故事，只由四个角色的对话构成，听上去可能简单的道理，也能成为生活的一剂良药。本地绘本作家认为，绘本虽然不挑读者年龄，但仍以小孩为主要受众，大可跳脱常规，通过巧妙的设计，甚至是说书人（storyteller）和孩童的有机互动，更生动地传达绘本讯息，从认识本土景观到更抽象的课题如战争与和平，同时不扼杀孩童的想象空间。
2008年开始在个人网站上发布黑色幽默成人童话的插画家李文良，几年下来发现这些作品，只能为少部分人带来短暂的享受，决定以正面题材作品“Wake me up at happyland”收尾，随后暂停创作。岂料这部作品却受到成人和小孩的广泛欢迎，让他意识到创作可以发挥更正面的社会意义。后来推出的《抓住大海的男孩》，说的是一个喜欢不一定要占有的故事，关系到情感关系和生态环境课题；而《我们一起玩好吗》则讲述和平概念。
正因小朋友的想象力无远弗届，绘本创作也应该展现更大的野心。郑婉妮说，自己多年前来到新加坡，对许多本地人司空见惯的事情感到新鲜好奇，这也成为她的灵感来源，其中一个就是政府组屋楼下常见的丧事。“但我不觉得这是应该避之不及的禁忌，反而是本地社会民情的一种体现。”除了奋斗文化（hustle culture）等社会观察类内容，这也成了她接下来想要创作的绘本题材之一。
她说：“我们对孩子们的发言和感受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他们的天马行空，我们不能立即否定、制止或纠正，即使观点已超出合理的范畴。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愿意浇灭孩子们勇于表达和追问的热情，让他们在公开场合感到挫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细听细嚼孩子们的观点，经常能从中发现我们遗落的美善，也不无发人深省的睿智和巧思。”
虎威和郑婉妮不约而同地提到，用绘本讲故事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一颗幸福的种子。当小朋友在绘本中找到自己的玩法，就更能沉浸在绘本的世界中，这比费尽心思对他们说绘本多好有效多了。
郑婉妮认为，绘本不仅要糅合多重元素增加意趣，也要摆脱塞满文字内容、资讯越多越好的包袱。她提到：“绘本的角色是提供故事主架构，老师和家长怎么引导、提问，以及进行读、玩和演，也很重要。”
虽然有专业知识作为硬核条件，虎威却意识到绘本看重的不只是绘画技巧，故事也要吸引人。基于自己对儿童读物的认知有限，他感谢同样来自建筑专业，后来转途成为学前教育老师的太太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将狮城地景画成绘本的建筑师与古迹保留专家虎威（原名黄虚怀），至今仍然坚持以画笔和水彩手绘。藉由“牛车水三部曲”，他呈现牛车水的旧时风貌。诸如老店屋楼上的小隔间，楼下的咖啡店，乃至沿街的传统糕饼店、裁缝店、菜市场和庙宇，不只是他个人的地方情怀，其实也反映了本地多元文化的建筑景观，还有前人为生活刻苦耕耘的精神。
这些绘本作品相继在海外出版后，李文良意识到：“虽然绘本并不拒绝成人读者，然而其市场仍然以小朋友为主，像几米这样自成一格的始终是少数。”从《我的守护熊》开始，他有意识地设想以小学生为主的读者群，处理了小朋友进入校园后，面临落单和友情关系的课题，同系列的第二集《真正的超级英雄》则提到校园霸凌。
虎威将建筑与美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实践在绘本中，包括以透视法来描绘空间场景，或绘制出从高空俯视牛车水的鸟瞰图。不过他也相信，绘图并不只是对现实场景的白描。他说：“为了避免画面显得太硬，我绘图时不用尺，全程手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