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本地发生校园命案后，随即传来男校中三生坠楼，同一个月又有女生在地铁轨道上徘徊，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敲响警钟，促使我们认真看待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课题：青少年心理健康。
接受解不开的结
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寻求治疗？他沉默很久才说，那时家里经济能力有限，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该找怎样的医生。最主要是他对自己的心理疾病感到羞愧，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于是想靠自己走出去。
事情并没有好转。17岁那年，他被诊断患上亚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 Syndrome），一种自闭症谱系障碍。同学对他的行径其实是霸凌，但他却未用这个字。他说：“任何人都想跟周围的人好好相处，融入群体。但这病症使我无法解读同学们的行为，他们对我冷嘲热讽，还假装跟我做朋友，但其实是要整我，但我都一无所知。我听不懂他们的笑话，因为我就是被他们排挤在外的笑话。初中的男生都爱打电玩，而我喜欢的是气象和图表。我尝试喜欢电玩，但就是喜欢不来，因此我在学校大多数都独来独往。”
CHAT每个咨询时段平均长达1小时。李翊萍说，青少年需要的是时间，不能操之过急：“流水线的问诊时间不够充裕。他们得慢慢组织自己的思绪，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经历，才能问出症结。”
内向的他自小自卑。虽然学业成绩很好，但四肢不发达，笨手笨脚，在活跃自信、体态健美的同学中常感觉无地自容，陷入社交焦虑，最后他选择躲进书本和音乐里，经常离群，朋友自然更少了。
李翊萍强调CHAT不是治疗中心，而是检测平台，提供的不是对病症的“诊断”（diagnosis），而是“测评”（assessment），之后会根据检测结果推荐不同治疗法。由于面谈的结果不是确切的诊断，青少年较易卸下心理负担，敢于前来提问有关自己心理的症状。
他说：“治疗师教我挑战自己的思维，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放眼自己能做的其他种种，不钻牛角尖，才不会走进万劫不复的死胡同。”现在，当他留意到身边朋友或同事陷入焦虑和忧郁的瓶颈时，他总会分享自己的经验，并鼓励他们消除对心理治疗的成见和误解，赶紧求医把问题解决掉。他说：“承认自己的心病了，需要求医，一点都不可耻。越早求医，就越快走出阴霾，对自己和身边最亲的人都是一种救赎。”
成长期是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同时也是人生起伏波动最大的关键期。青少年这时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们渴望独立，拥有自主权，同时也在摸索怎么融入同侪群体，并探索性取向和情欲自觉。有助他们日后维持心理健康的情绪与社交习性也是在这时期培养出来的。在成长期经历精神障碍的孩童更容易陷入霸凌、歧视、学习困难等困境，越早接受治疗能越快减轻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和伤害。
记者访问三名在少年时期患上心理疾病的过来人，在他们的要求下，隐去姓名，好让他们卸下心防，侃侃倾谈。他们有的在成年后才求医，打开心结；有的仍在接受治疗。心理医生给他们建立信心，传授他们处理心理障碍的技巧，让他们在人生路上，走得更稳健坦然。
星期二至六（中午12时至晚上9时）
她在辅导的过程中也找到让自己焦虑的原因——来自同侪的压力。她说：“环顾四周，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还没踏入社会就已经很成功了，银行户头有上万元，不像我还要跟母亲要零用钱。有同学开网店搞网售；有的边读书边炒股票；也有的当了网红，在IG圈了很多粉丝，靠流量赚钱。这让我意识到念中学时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能再庸庸碌碌，必须考上大学，然后至少读到硕士才能加强在职场的竞争力。如果没考上大学就出外打工，那我就是失败者。我必须快马加鞭，可是因为底子不好，追得很吃力，无形中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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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也被诊断患上焦虑症与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透过服药和倾谈式的心理疗程治疗。亚斯伯格症候群通常会在年纪很小，约五六岁时被发现。等了这么久才求医，他的母亲一直感到很愧疚，父亲试着了解，但仍无法明白状况。回想当年，家人是因为害怕旁人异样的眼光，而迟迟不敢带他去心理卫生学院。他说：“他们担心留了底，给人知道怎么办？将来怎么到社会上找工作？”
父亲无言的拥抱
不同的人，可以是青少年信赖的同辈朋友、善解人意的老师或家长，能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援助。他们虽不是医生，但至少让青少年在脆弱时走投有路。李素萍指出，专业的治疗专家也分好几种，懂得分辨就能更好地对症下药。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能为精神病人开药治病；心理医生（psychologist）和辅导员（counsellor）的职责有所重叠，大都透过倾谈与聆听的方式，教导患者如何在认知和行为上应对病症。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唯有经过临床培训的心理医生才能诊断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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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①母亲果断缓解女儿的恐慌
个案③
年近40接受治疗 惊觉父母都患焦虑症
资讯科技的进步，虽增广青少年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把这方面的重担加在他们肩上。网上信息庞大复杂，有时自相矛盾，青少年在寻求答案的过程困难重重。李素萍说：“他们心中有许多疑团：该往哪里寻求援助？有些什么援助？收费多少？负担得起吗？能不在父母的陪同下去咨询吗？情况有多严重？需要服药吗？需要跟哪些陌生人交谈？会留下记录吗？他们最大的障碍是：精神问题在他们周遭环境还是难以启齿的。他们害怕求医会留底，日后申请不到奖学金，上不了好学校，无法觅得好工作等不堪的后果。人力部和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TAFEP）去年提及聘雇时无须申报心理健康史，无疑有助消除人们寻医的顾虑。”
父亲每天下班吃完饭后，很早就独自上床。母亲总是边看电视边跟他“打毒针”，说父亲是怪胎，他也开始站在母亲那边，内心怨怼着在他成长的生活里身影逐渐变淡的父亲。
有个年轻男生工作表现亮眼，表面上是人生赢家，但其实长久以来患有忧郁症，被朋友介绍到CHAT。李翊萍测评后把他转介给精神科医生。某天，他打求助电话给李翊萍，说他正坐在高楼的边缘。李翊萍把他劝了下来，并要他到CHAT会面。她说：“自杀倾向属于高危行为，我必须把他送到紧急部门，但我要他跟我站在同一阵线，而不是按程序走。老实说，我没那么做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们深谈后，他平静下来，跟我当场拟出一套安全策略。他在那个周末和一班朋友出国散心，回来后打电话给我，说他稳定了很多。”
“青少年到虚拟世界逃避的心态，主因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可求助、倾吐的对象。很遗憾，在这些彷徨无助的青少年的生活中，许多大人，如父母、家人或看护者经常缺席。”有些父母、长辈认为孩子是草莓族，心智不够强韧导致精神困扰。李素萍说：“这些父母工作很忙，无暇陪孩子，慢慢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孩子遇到困难，他们以发号施令的方式回应，如‘我叫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或‘有压力很平常，要学会面对。你长大后会有更多压力，现在这么一点点压力都受不了，将来还得了？’孩子会想：‘我需要指引，你却告诉我将来会更恐怖，只会让我比现在更恐惧和彷徨。’难怪他们渐渐都不向父母求助，亲子沟通被阻断往往会拖延治疗。我常问前来接受辅导的青少年，生活和课业遇到难题会找谁？我很惊讶他们的答复竟是：上谷歌搜寻答案。可见人与人的扶持已被科技取代。”
疫情期间网聊需求增加
心理疾病的治疗无一剂万灵药，是按照个别情况和病症量身定制，有药疗、倾谈性质的心理治疗，有些是个人，有的是要全家一起接受治疗。我们要耐心去了解每个青少年的经历，勿操之过急，才能诊断出他们的病症，并考虑他们现有的其他健康问题、个人价值观、信仰和意愿再拟出疗程。
母亲和老师都不认为他是懒孩子，试图让他重回校园。这是事实，他的心是要上学的，只是动力不足。折腾了两年，到了中三，他咬紧牙关，逼自己上学，因为：“我迫切渴望有个正常的中学生活，在家自习的成绩都不好，再不去上学我就得留级，是在拖延我的痛苦。”
CHAT线上测评
心理病症与失调非由单一的起因，而是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内外在复杂因素相互作用促成。精神障碍往往有潜在的倾向和因素，如家里有精神疾病史、童年时遭到创伤（trauma），以及成长过程的突发性高压事件等都会引发精神疾病。
80年代末，刚升中学时，他常从晚间报纸读到被称为“同性恋瘟疫”的爱之病。报章耸人听闻、歧视同性恋的字眼让当时性向不明的他感到惶恐不安。
“坐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里，让我感到很安全、放心。与她倾谈时，我感觉到自己很多的心结一点一点地被解开。”顿了顿，他说：“我想我不会完全被治好。但能面对它，学会怎么处理它，如常地生活已经很好了。我已接受有些结是解不开的，解不开就放着，由它去吧。”
3.为什么认真看待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么重要？
因为和父母不亲近，他不觉得自己可以随时找他们倾诉。他记得小时候只跟父母看过一场戏。后来，父亲每出门不到半小时就急着要回家，在外头一刻都定不下来，不只扫兴还让他们难堪，从此全家就没一起出去。
6.青少年求医过程有哪些障碍？社会要怎样帮助他们建立强韧的心理健康和稳定情绪？
然而他并没有完全走出来。上班的第10个年头，焦虑症又回来找他。还好这时他有了经济能力，上网做了功课后，找到一名心理医生。他不想吃药，医生“投其所好”，用谈话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orial Therapy）教他学会怎么面对和处理自己的强迫症和焦虑症。他形容自己的思维就像是接错线的电路，所造成的“战斗或逃避”（fight or flight）的反应就像是电线短路，必须要连接上新的，不只一条电路，心灵才能重新发光。他坦言，必然性的极端思维——若不是这样就完全拉倒；或是因为这样就必然会如此，养成他数十年来僵化的思考与处世模式，让自己活得很苦。
近40岁接受心理治疗后，他才恍然大悟，父亲原来也患了焦虑症，病情比他更严重，一直以来都是自己默默地在承受，未被诊断也没机会接受治疗，唯有咬紧牙根拼命工作赚钱供他读书，凡是他要的从没少给他。母亲也有焦虑问题，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让母子关系一直很紧绷。这一家人，其实都在孤独地忍受着心理上的煎熬，无法彼此扶持走出来。
李素萍指出：“有的青少年在社媒上的人设很光鲜亮丽，但他们的学业和现实人际关系却不那么成功。譬如，有的孩子沉迷电玩，影响学业，家长下限制令时，孩子会举出全职玩家靠电玩致富的成功案例来自辩。他们一方面向往不一样的成功模式，但另一方面仍会自责书没读好，说明自己是不够聪明的失败者。”
用电玩和社媒逃避问题
受访时他显得很乐天：“和当初比起来，我现在真的好很多了，懂得处理日常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这11年来他曾到外国读大学，回来后找到全职工，病情虽多次复发，但在治疗师的扶持下，他很快就重回航道。他说：“我跟一些朋友聊起，他们在政府诊疗所就医，见到心理医生的时间相隔很久，康复过程比较艰苦。我真的很幸运，家人花了很多钱让我看私人医生。我也庆幸遇到第一位医生就跟我很合得来，一直陪我到现在。
2.如何看出孩子有情绪病？“闹情绪”是不是成长的一个阶段？不同的精神障碍有不同的具体症状。忧伤、愤怒与焦虑虽与精神障碍症状重叠，但也是因不同生命时期的遭遇，人人必经的情绪反应。忧伤不一定就是严重抑郁疾病（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的症状，但当你注意到孩子的忧伤持续不散，影响日常生活与功能，就该寻求治疗。大人们常将青少年的精神障碍症状误读为“成长的一个阶段”，或咬定是青少年人格脆弱，缺乏心理韧性。当然不是所有的情绪症状都一定是精神障碍，但青少年成长所面临的困境都必须被认真看待。
“我跟妈妈求助的第二天，她就透过同事联络上一位私人心理医生。我跟这位心理医生很融洽，一个月接受两次心理辅导，不用服药，看了几个月后，已经学会放松心情和挑战自己的思维。心理医生传授我一些正面思考的方式，帮助我更好地处理、面对我的学习压力，不那么钻牛角尖。我每次感到紧张时就会使用医生教的腹式深呼吸法（Diaphragmatic breathing），将焦虑感排除掉。”
个案②
17岁确诊 接受治疗已11年
5.什么疗程对治疗青少年心理疾病最有效？
“妈妈的闺蜜曾患上产后忧郁症，是她陪着闺蜜走出来的；她有个同事也患上同样的精神病而跳楼自杀，所以她会特别关注身边人的心理和情绪问题。
高压的现代生活日益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也让心理健康专人身心透支，有时求助者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成功预约。尽管如此，李翊萍还是很庆幸，这些年来自己成了一些年轻人的最后求助对象，在关键时刻拉他们一把。
本地心理健康资讯当时并不普及，他在图书馆找到一两本旧书，读着不同症状的名称，再对照自己的症状，试图自我诊断。好不容易透过学校找到医生，但对方给他吃了一周的镇定剂（Xanax）后就没下文。
最近震惊全国的立化中学少年杀人事件，更让国人不得不正视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李素萍说，排除掉现有病况如脑损伤，自残、自杀及杀人的行径都不是一夜间突发的，而是长久累积的精神疾病，未及时医治和控制，会演变成初期的精神错乱。她说：“我有个年轻病人开始显现初期精神错乱的症状时，幸好她朋友的妈妈及时把她带过来，还为她支付医疗费。经过一番努力，她的症状已受控，这说明及早发现与治疗是能防止悲剧发生的。”
与同学格格不入受霸凌
疫情期间，他辞去工作，改为兼职性质的自由身，减少压力。最近他开始在家烘焙面包，计划把居家烘焙变成一门生意。家人每天吃的都是他的爱心杰作。他说：“我喜欢烘焙，我觉得自己在厨房里找到了自己。”
上中学的首两年，他像作家三毛那样不肯上学。从单纯的小学，突然换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他无法适应。晚上想着第二天要上学，来得及上学吗，能跟同学合得来吗，就忧虑得失眠，好不容易入睡，第二天却爬不起床。长久的焦虑让他感到疲惫，睡眠失调。
张凯欣透露在疫情期间CHAT收到更多青少年在线上求助，但人们在这非常时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并非都跟精神疾病有关。她说：“这段时期很多家长在家办公，青少年觉得在电话上与测评人员交谈也不太方便。有些是被一次又一次的抗疫措施搞得很焦躁，有的之前已痊愈，但在疫情压力下复发。许多青少年只是要跟人聊聊，排遣郁闷。网聊的好处是够隐秘。只要能消除障碍，帮助更多无法上门求助的青少年踏出第一步，什么渠道我们都愿意尝试。”
自残是发出求救信号
因为社会对心理疾病的成见，不只是青少年，各年龄层和社会背景的人都会因羞耻和害怕旁人异样的眼光，迟迟不敢求医。要拔除这根毒刺，需要改善社会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和了解，不能单靠心理健康专家，整个社会得从教育系统、法律框架，以及社会思潮下手。我们要深入民间，透过公众教育消除成见，改变思维，建立全民心理健康意识。我们也要为青少年建立扶持他们的安全网——家人、朋友和同学都是重要环节，让他们放下戒心，倾诉心声和寻求帮助。
李翊萍说：“测评心理健康其实不很难，真正重要的是学会聆听，让心理受困扰的人感觉有人陪他们走这一段艰难的路。”
李翊萍说：“我们有专人培训，能提供相当于一名初级精神科医生的心理测评。很多青少年只想找出他们的心理、情绪挣扎背后的原因，测评结果最终也未必跟精神病症有关。我们的工作是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经历怎样的心理状况，并为那些需要进一步接受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治疗的个案提供直接转诊的介绍，并为他们处理预约做下一步的治疗。”
1.本地青少年有哪些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数码科技日新月异，不只让父母与孩子产生代沟，这本质上的代沟也让许多父母不懂孩子的心，是父母、师长等错失了解孩子心理健康的最大症结。Etern Hope辅导中心创办人李素萍（Pauline Lee）辅导青少年近13年，从七八岁的小学生到中学生和理工院生等，多年经验让她对时下年轻人的心理状况有透彻的了解。据她观察，当下青少年与父母最大的分歧是资讯科技和社交媒体已彻底改写了他们对人生成功模式的认知。
心理卫生学院属下的“心理健康测评团队”（Community Health Assessment Team，简称CHAT）设立于2009年，专为16至30岁的青少年提供免费心理健康测评。CHAT首席个案管理及项目负责人李翊萍形容，CHAT是青少年通往心理康复的入口，也立志成为本地青年一站式的心理健康资讯中心。CHAT以预约制，让对自己心理健康有疑问与求助的青少年，亲临CHAT位于乌节路*Scape五楼的中心，接受心理医生或辅导员面对面的心理健康咨询和检查，一起探索康复方式。
因为懂得青少年的心，CHAT在2017年推出线上版测评（Web CHAT），用“网聊”方式让那些不愿面对面沟通的青少年有更隐私和方便的求助管道。每星期二至五，下午1时至晚上8时，会有两三位专人负责线上测评。个案管理员张凯欣每天跟至少八名青少年做线上测评。她说：“有些年轻人预约了没出现，让我们意识到要一些青少年，尤其是有社交恐惧的，面对面甚至透过电话交谈与沟通并非易事。我们明白年轻人在线上沟通比较舒服自在，因此推出线上测评服务。”
李素萍说：“现在的孩子不只要把书读好，在同侪中还要有影响力，他们定义成功的门槛显然提高了。他们在乎同辈怎么看待和评论他们在社媒和电玩虚拟世界里的形象和表现。这种心情家长未必理解。”与此同时，他们熟悉的主流现实世界仍强调学业成绩的重要。他们夹在新旧思维中，被分裂的价值观拉锯，又缺乏足够指引，内心压力如山。
关注与治疗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心理医生、辅导员解说青少年陷入精神困境的前因后果，以及社会大众可以给予他们什么援助？在他们面对人生无法跨越的坎时，谁会是他们的浮木？
某次，她要视讯老师和同学提呈报告。提呈报告的前一晚，她自认准备得不够充足，很没有信心，在床上翻来覆去了一阵子后，忽然大冒冷汗，手脚有刺痛和发麻的感觉，同时心跳得很快，感觉喘不过气来。她说：“我当时以为自己的心脏出了问题，快死掉了。妈妈第二天很早要上班，我不敢叫醒她，一直忍到清晨才去敲她的房门。我后来才知道，那不是心脏病，那是我第一次经历了恐慌发作（panic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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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教徒朋友说：当你叫得出恶魔的名字时，你就能降服它了。他不是教徒，但年近40才被诊断患上焦虑症和强迫症，他当时就有这个感觉——纠缠他多年的心理障碍仿佛从幽暗的角落被揪了出来，无所遁形。他漫长的复原从那刻开始。
青少年到虚拟世界逃避的心态，主因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可求助、倾吐的对象。很遗憾，在这些彷徨无助的青少年的生活中，许多大人，如父母、家人或看护者经常缺席。——李素萍
上网未必能找到答案
调查也发现精神障碍与青少年的关联——无论是哪一种精神障碍，18岁至34岁的青年终生和12个月患病率都高踞榜首。201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精神障碍是导致10岁至34岁的本地年轻人健康生活损失年（years lost to diseases）最严重的病因。许多成年的精神障碍疾病如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和酗酒等都是从成长期开始的。
4.青少年心理疾病如何形成？
刚满17岁的她个性乐天开朗，人见人爱，在学校很容易结交朋友，也有很稳定的恋情，外人绝对看不出她正在接受心理辅导。
CHAT创立以来，一直致力坚持从青少年的观点运作，依照他们的步伐和心态，聆听他们的心声。为不断保持“年轻的心”，机构透过关注心理健康的年轻人作为他们的大使。23岁的蔡贤慧就是CHAT的“社区心理健康评估团队大使”。她过去不断介绍有心理健康需要的友人使用CHAT的服务，目前正探讨如何透过社媒向年轻人传递心理健康的知识和资讯。她说：“我们必须用年轻人舒适的语言，透过他们的眼光，而不是从专家的角度从上到下给他们传递资讯。”
父母都是蓝领阶级，对他的学业成绩有很大期许，他因此也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某次期考，他忽然脑袋一片空白，平日最爱的一首歌不断地在脑海重播，之前读过的东西荡然无存，吓得他几乎崩溃。此后，他常感到惊慌害怕，害怕自己最终变得像父母一样，只能庸庸碌碌地讨生活。
从青少年的观点运作
恐慌半夜发作
简化求医过程
精神科顾问何温凌医生
解答青少年心理健康
据心理卫生学院属下的心理健康测评团队所见，前来接受心理测评的年轻人的三大精神病症是：情绪失调（Mood disorder）；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和适应性失调（Adjustment disorder）。心理卫生学院2016年做的第二次全国心理健康调查显示，每七人中就有一人曾经历情绪、焦虑或酗酒的心理失调，当中四分之三从未寻求专业治疗。
李翊萍说：“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心理健康资讯，会到处求医，往往被专家告知他们的专业领域不适于他们的症状。这段曲折的求助过程反而增加他们的焦虑和疲乏。CHAT的使命就是要简化求医过程，让他们尽早得到帮助。”CHAT旗下目前有11名具社工、辅导和心理学背景，能提供心理健康测评的专人。
Etern Hope辅导中心创办人李素萍：
青少年夹在新旧思维中
被分裂价值观拉锯
那时他们全家住在一房一厅的租赁组屋，全家人挤在同一间卧室。某个失眠的晚上，他感觉脑袋里有个漩涡在转，停不下来。他摇醒打地铺的父亲，告诉父亲他害怕，能否抱着他一起睡。父亲一言不发地从他身后紧紧抱着他，整晚都没放开。虽然父亲最终仍无法帮他解开心结，但那无言的拥抱和陪伴帮他挺过了很艰难的一个夜晚。他总以为父亲在他的成长是不存在的，即使后来父子间的互动仍障碍重重，但每次想起56岁的父亲那一夜紧紧地搂着16岁少年的他，就让他对父亲的爱深信不疑。
青少年跟线上世界的密切互动打开了一大罐心理健康的虫。李素萍说：“以前，学校有人欺负你，不去理他们，出了学校就眼不见为净。但社媒却让霸凌变得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电玩和社媒也成了青少年逃避现实问题和压力的渠道，但它们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可能演变为网瘾。他们在网上看似跟同侪和世界有所连接，但其实内心孤独，与世隔绝。
在成长期经历精神障碍的孩童更容易陷入霸凌、歧视、学习困难等困境，越早接受治疗能越快减轻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和伤害。——何温凌医生
她笑着说，有人可能会觉得她妈妈小题大做，一次恐慌发作就让她就医，但她庆幸妈妈那样做，很快就缓解她的病情。接受治疗后，她意识到身边不少青少年也被焦虑症困扰：“朋友有个女友学业不好，和家人的关系也不佳，导致她结交损友，误入歧途，靠毒品来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我们都很心疼她，我希望康复后能分享一些心得，拉她一把。”
极端思维的折腾
中二那年，他开始不停地洗手，而且要根据一定的顺序，从大拇指到尾指，从指尖到指缝，每只手指都必须搽上肥皂，顺序一乱，就得从头来过，通常一洗至少半小时。那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强迫症，是焦虑症患者试图从慌乱中寻回控制和秩序的方式，结果反被强迫症控制，越洗越心焦。他对这行径感到羞耻，怕被人发现，总是躲进学校少人的厕所，或是父母不在时才做这件事。
过了四五年，他才开始懂得将心理治疗师教他的思维应对方式应用到生活上，慢慢地舒缓他的焦虑症。如今28岁的他已接受了11年的治疗，药物也从当初的六种减到一种。不少患者觉得吃药很羞耻，自行停药，结果很难好起来。他对吃药的态度很正面：“我就把它当慢性药来吃。人们既然不会对服用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物感到羞耻，那为什么服用精神障碍的药物就见不得人呢？”
一枚铜板有两面，过去的16年，她基本上无忧无虑，通情达理的母亲对她的学业不会施压，只要过关就行，她在学校的表现也中规中矩。今年考上理工学院后，她突然“转性”，开始发奋图强，从后方拔腿直追，头两个月居然还给她追上了，在班上名列前茅，成绩非常亮眼。然而由于底子较弱，她要比同学付出更多的心力和时间，求好心切的她也力求尽善尽美，若不能做到100%，她就不肯也不敢交上作业。这无形中给了自己很多压力，她开始感到焦虑，经常失眠，乐天的她甚至前所未有地出现消极的念头。她说：“我开始想，人生过得这么辛苦，要能让我入睡，合上眼就不醒来该有多好。”
开放时间：星期二至五下午1时至晚上8时（公共假日除外）
青少年自残在本地极少被讨论，但却不能忽视。自残不限于女生，男生也可能伤害自己：“两性的症状虽有重叠，女的往往以切割和划破皮肤的方式自残，男的通常自殴或用头撞墙。他们因为精神上的痛苦已大到无法承受，必须用自残的方式把痛苦转移到肉体上。虽然切割皮肤也分深浅，但不管怎样，自残都是一个求救的行径，若不就医，严重的话会酿成自杀等更极端的行为。当你看到朋友或亲人自残，就要赶快带他们到精神科紧急部门，别再拖延。”
孩子精神不振，郁郁寡欢，不一定是成长期必经的阶段。长久忽略，未经治疗的情绪病会影响成年期，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心理卫生学院初期错乱症治疗科计划（Early Psychosis Intervention Programme）精神科顾问何温凌医生为家长和教育者提供了解当下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