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韩素音访问中国，江青亲自陪同她看样板戏。在礼堂入座，服务员送上热毛巾，江青用它擦过脸后，接着用它擦手臂，再撩开裙子擦小腿。服务员取走毛巾后，江青两手扯住裙边下摆来回扇风，一边抱怨，这剧场真热得死人。这第一夫人完全目中无人，行为底线任意“穿帮”，弄得坐在旁边的韩素音很尴尬。

做人有所谓“识大体”和“顾小节”的问题，两者是有关联的。近日读黄永玉的《还有谁谁谁》，里面写到一些涉及“行为底线”的事，“大体”和“小节”在其中都暴露无遗。

文明社会，除了法治惩戒，无论个人还是集体（以“集体”名义犯罪更可怕），还要有约定成俗的良好言行规范，大家具备人文共识，有些行为底线绝不能跨越。如果男女老少彼此都奉行说话做事没有底线，那结果一定是相互比坏比恶，乃至丧失起码的人伦道德，整个社会跌入无底深渊。

书中还提到，黄老一辈子恭逢抄家四次：第一次是拳匪之乱（可能是义和团），家中损失了财物还死了人；第二次民国时期在南京，国民党抓共产党，他家也顺带连累被抄；第三次是八一三时的上海，日本人查抄他家；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造反队抄家，老先生自述：“除了我老婆和孩子，什么都卷走了”。四次抄家比较下来，他得出结论：反而是“日本人弄得比较简单，是内行，只把好的都拿走了。”

是的，从理性角度思考，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通过耐心诚恳的对话、理解和宽容，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这是集体（团队、党派和国家）的行为踩踏底线，肆无忌惮。

早报社论评说：这难免让人唏嘘，怀念昔日的甘榜精神，那时邻里之间有充分的信任，能够互助和共存。而如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疏远，邻里之间的基本沟通都变得困难。

当然，行为底线之争，有时也没有达到上纲上线的程度，仍然属于教育劝导的范畴，或者再严重的，须要建立规章制度来处理。最近读报，政府准备修订“邻里纠纷解决法令”，以更有效解决严重噪音和囤积物件所引发的邻里纷争。将成立一个新的社区关系处，授权它介入调查邻里纠纷，通过发出禁止令和申请庭令制止骚扰行为。

但凡事总有例外，使得你有口难开，无从沟通。有天我回家，看到门外走廊上，邻居一下子晒了二十多个胸罩在那里，不雅难堪，却叫我如何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