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1910年以武力兼并了大韩帝国，许多朝鲜人便渡海来到较为发达的日本找寻工作机会。 他们大半落脚日本各大城市的贫民窟，和日本人不相往来。二个民族虽然同处一地，同属一国，却彼此提防，互相猜忌。
在体型面貌上，朝鲜人和日本人并无多大区别。自卫队为了在千千万万的行人中识别朝鲜人，要求可疑者念日语中很普通的五个单音：“罢、比、蒲、备、博”。朝鲜人必定会念成“怕、庇、铺、丕、坡”。念这种口音的人就会惨遭屠戮，要不然就给活活揍死。
我讲话不标准，但我有着一颗爱乡爱土爱家爱国的心，我骄傲。
（犹太人的首领） 将有卖国嫌疑的族人们都集合了起来。……（嫌犯）是很容易分辨的，因为当地有一个共通的希伯莱语词，叫做“Sibboleleth”（意思是河），但以法莲人却不会用流滑音来读那sh的准确的音。因此如要辨别一个人是否属于以法莲人，只须叫他读一次这个字就得了。要是他读得不准确，那就执行死刑。（引文终）
我边读着这部分的圣经，边战慄地想着这种“和平”的意义。
《旧约》说：以法莲人就这样被杀死了四万名……“接着和平重新又统治着以色列人的大地。”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造成超过二十万人伤亡。由于灾情惨重，军警自顾不暇，因此，从地震发生的第一天下午开始，东京地区便出现许多由民众自发组织的自卫团队维持秩序，他们主要都是些年轻的狂热分子。
西方也有以口音分别他我的痛史——而且还是同族相斫。《旧约圣经》除了宗教的价值外，也记载了许多犹太民族早期的传说及历史。房龙的《圣经的故事》说：……即使是在胜利的时候，犹太人各部落间的纷争也还是非常激烈地继续着。好些人非难以法莲部落，说他们对战斗义务怠工。但以法莲人辩称：他们到达战场时，不幸正好是敌人退却的时候……而且他们必须从河的彼岸过来，路途遥远。
热心公益当然很好，但这些受惊、莽撞，又未经训练的平民 ，给地震平添了令人痛心疾首的遗憾——尤其是他们对付异族朝鲜人的手段。
结果人性最卑劣的一面就在严重的天灾前赤裸裸地展现。诺埃尔·布奇的《关东大地震》说：地震后不久，东京普遍流传恶毒的谣言，几乎在任何角落都有人说朝鲜人抢劫杀人，有一个消息甚至说他们正在纠众向东京进军。这个谣言虽然荒谬，很多人却信以为真，于是自卫队纷纷以武士刀、竹矛、和木棍武装起来。他们在交通要道布岗，设立路障搜查朝鲜人。
其实许多国家的英雄或领导者都有口音，但丝毫无损于他们的高大形象：拿破仑的法语听说有科西嘉腔，意大利人听来更加亲切；斯大林的俄语终生有格鲁吉亚腔，而热诚拥护他的俄国人亲昵地叫他“乔大叔”; 而孙中山强调“练姿势、练语气”的讲演，更是以浓重的广东口音风靡了民初的政坛与校园。
谈起新加坡人说话的口音，外人常有“英文Singlish，中文也不标准”的评语。 可殊不知这正是黄总理口中新加坡迈向成功之路的秘诀之一——“多元种族主义”的有力例证。
语言，本来的初衷，不也就是为了沟通而已？
直到今天，究竟有多少走投无路的朝鲜人在地震发生的最初两天遇害，连个约略的数目都没有人知道。朝鲜人认为有六千，日本政府承认至少有五百人，且并非都是朝鲜人……当时的朝鲜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曾经纵容屠杀朝鲜人这种可耻的暴行。（引文终）
我讲话不标准，但我有着一颗爱乡爱土爱家爱国的心，我骄傲。
不过，人天生就有将简单的事物复杂化的本领，尤其是政治。很多人偏偏就要将众多神圣的面具，强加给语言——不只要会讲，用词、腔调，或是口音，在狂热者眼中，也扮演了某种”你是否根正苗正”的高下优劣标准。
虽然都是华语，但“我走先”（我先走一步），或“你还钱”（你去付帐买单），这些用词或是句法的变异每每使我惊叹。而结合了华语、英语、福建话、马来语的日常生活用语，更是狮城的融合多元文化活生生的见证。
姑且放下《旧约》，《新约·歌林多前书》倒是有一段说得很好：“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当口音成为分辨他我，识别高下，断定自身优越感的标准时，种族主义的阴魂便似果戈里的《死魂灵》般，被野心勃勃的政治骗子们拿来谋取利益。
看着巴刹（这可能是阿拉伯或印度来的词汇） 里面，虔诚地对着华人土地公上香祭拜的印度大叔，或对着湿婆神恭敬献上花环的华人婆婆，我不由得思忖所谓“纯正”或是“传统”的意义……宗教，本初不就是为了心安而已？
我不由得联想到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电影演到1947年台湾228事件，梁朝伟饰演的角色，因为天生喑哑，无法用台语或日语正确说出“我台湾人”，而险遭杀害的桥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