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Z没有说，但我猜她的家在美国。
她口中的纽约和H形容的极不一样。一个华人女性的纽约，和一个高大的、白皮肤的埃及裔男性的纽约，是不一样的。
就像埃及裔的H，他说着说着，说到埃及，声音变得高亢起来。他小时候的家，可惜后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使得一个普通人很难在开罗过上好生活。他斩钉截铁地说：这辈子再不可能回去长住了。
W静静述说着一个个城市对他的意义。我本来还想问他关于那些他旅游过的城市，是否有哪一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后来想想，其实那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两天前，在美国生活的表妹Z也从纽约回来。疫情以后，她几乎每年都会回新加坡，有时候是度假，有时候是工作。一天近20小时的飞行行程，绝对是阻挠我去美国探访Z或其他亲友的最大原因，却似乎没有对她造成影响，飞进飞出。这必定是因为新加坡对她而言，是一个孩童时期长大上学的地方，有情感的链接和亲密感，不得不回来。
不过H和许多我后来工作上认识的人一样，已经很难把他们归类在属于哪一个地方或哪一个国家的人。他们总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家在哪里？
Z说，她在纽约每天上下班或周末出门都踩脚踏车，从来不搭地铁也不走路。她说，路上太多神经病和疯子，也有仇视华人的人，踩脚踏车能够减少在路上停留的时间，最安全。
她的男朋友是香港—美国人。这几天也会从香港到新加坡来玩。
最近还和一位在世界很多地方都住过的长辈W吃饭。聊起他呆过的地方，他说年纪大了以后，就没有感觉有到处去的必要。我想，或许除了没有年轻时候行动敏捷、精力充沛，大概也因为很多风景他都看过了，发现最迷人的风景其实就在自己心里或脑海中，或者就在自己身边。远方的风景似乎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
那个地方就算是在疫情封城期间，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好地方。
那些我们曾经付出情感的城市与地方，在地球的哪一处？能够住过，是缘分。能够牵肠挂肚几十年，也是大大的缘分吧。
那天我和Z在新加坡河畔吃潮州菜，她吃着冻蟹和芋泥很高兴。“我从来没吃过。”她说。
他不满意的是，一个人想要在小小地球的哪里居住，竟然还要不同政府批准。那么多限制，实在太不合理了。
H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埃及裔人。想到埃及，就很自然地把它和过去神秘的古埃及想到一起，但我们知道今天的埃及人和当年建造金字塔的埃及人并不是同宗同族、一脉相传的埃及人。但H终究还是一个埃及裔人。
他想来想去，最后说：我的家应该还是在纽约吧。
现在，这个埃及裔人的家在中国上海。他已经在上海生活居住了超过13年。
不过Z还是喜欢纽约，喜欢纽约的活力，空气里洋溢着全世界的可能性。
“这里可玩的东西太多了。”她说。而且她在玩的是数据研究，在一个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做数据研究的工作，应该很有成就感吧。
于是，在香港、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几个城市之间，他选择了在新加坡居住下来。因为这里不仅生活舒适，而且连文化的“配置”也让人满意——一种东西交融再加上东南亚各地影响的融合体，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多元性。
她一个华人女人在纽约，也从来不去时代广场一带。“那是最多头脑有病的人的地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拿枪扫射。”她说。
可以看得出，他很喜欢上海的生活方式，喜欢当地人。
“但是我不喜欢去中央公园，那里傍晚可以看到成群的老鼠回家。”她缩着脖子形容；我看到她脑海中，老鼠们在夕阳下排着队，经过绿色的草地。
相较于他早前生活了更长时间的纽约市，他说他1月份回到纽约，感觉“那里就像一个大病初愈，还没有病好的人。”但是，上海已经一切如常。
但是全世界都是H可以考虑居住的地方。意大利？印度尼西亚？他脑海里跑马灯似的转过那些他呆过且留下美好印象的国家和地方。
“在纽约，你花5000美金也不一定有人帮你修。”
那些我们曾经付出情感的城市与地方，在地球的哪一处？能够住过，是缘分。
他喜欢上海的方便。他突然坏掉的几个硬件键盘很轻易地便找到人帮忙修。我说他很幸运，当年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一个硬盘里的照片全都弄不回来，因为他们说没法修。“是耗时，不是没法修。你硬盘给我，我给他们修。几天就好。”他打包票。
其实我已经搞不清楚Z到底是新加坡人还是美国人。她也曾经为了一段感情，在英国或者是欧洲某地生活过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