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所知道的李光耀》及《中柬风云六十年》两部著作，你恍然悟觉，老师其实在新闻记者之外，也像个国民外交家，悄悄扮演着多种政治斡旋和桥梁穿梭角色。

星期四早上苏醒，手机简讯里看到加昌老师的女儿丽芬传来噩耗，说父亲昨晚辞世了。我读后心里特别触动和难过，十来天之前，我才到府上探望，他感冒发烧，病榻上他虽瘦弱却神志清醒，还提到新书《新闻圈内七十年》即将付梓，没想那竟是最后一面。

两年后，凉子大学毕业加入日本航空成为一名地勤服务人员。一天居然在机场又巧遇陈加昌，重逢应是天注缘份，此后两地鱼雁往还，身为家中独生女的凉子最终嫁到新加坡，生育一对聪明能干儿女，侍候家婆至百岁终老，说一口流利客家话，还能烹煮传统客家菜肴。

认识加昌老师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南洋商报》负责跑外交与政治新闻，工作上与这位前辈常有接触。他数十年丰富的国际大事采访经验，尤其是越战期间闯荡沙场的实地报道、对中南半岛历史与局势的透彻了解、分析和体会，给年轻的我极大的启示和帮助，聆听他的识见分享也常令我茅塞顿开。

那天灵堂上，静坐一侧的师母大关凉子向我娓娓忆述她与加昌老师当年邂逅的故事。那时还在大学修读英文的凉子和同学到京都游玩，在火车上遇见同个车厢的陈加昌和他友人，听到他们在说英语，感觉亲切而攀谈起来。

灵前三鞠躬，向他致敬的时候，我心里知道，一个属于他的那个辉煌时代已经结束，新加坡不会再有第二位陈加昌了。

《越南：麻烦的邻居》《柬埔寨：预言的祭品》成为我那段日子里增长学识的案头书。读《越南我在现场》，深深被书中一个个政治人物、其伴侣、军人、僧侣和间谍的事迹乃至众多战地记者命运的鲜活描述所吸引，这都是加昌老师出生入死采访的第一手资料，读来惊心动魄，或令人感动流泪、唏嘘慨叹。

灵堂供案花团间放着加昌老师所有著作，丽芬说：“我们给爸爸准备好稿纸和笔，他一辈子都在记录，这是他最爱做的事。”

是的，心心念念都是新闻工作的加昌老师还有许多精彩故事没写完。天上人间，他还在继续写着那不平凡的一生。

经历过《中兴日报》《益世报》，加昌老师那时已是独当一面的泛亚通讯社社长。虽然不是我的报社上司，但他对同业后辈总是爱护有加。在我个人的新闻业生涯中，那场旷日持久、对区域政治影响深远的柬埔寨内战以及难民潮的颠簸采访，也经常得到老师的提点、指导和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