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自己说过，给他重要影响的作家，是福特·马道克·福特、约瑟夫·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又谦逊地表示：“若说詹姆斯影响了我，似嫌有点荒谬，正如说一座高山影响了一只耗子一样。”1940年写出《权力与荣耀》后，格林已与当时在世的最优秀小说家站在同一队列，在莫里亚克、马尔洛、海明威和福克纳面前也无须羞愧了。
戴维·洛奇也引这段作为对比。他没提到格林笔下精致的电影感。让格林获得世界声誉的《问题的核心》第一章第一节，年轻的威尔逊，一个新来乍到，身负调查钻石走私特殊使命的“会计师”，坐在英属西非某地旅馆阳台上，他移动镜头般的视线里，大海、港口，沉浸在阳光里的邦德街，各式人等活动着，纷繁地走过，直到全书主人公，市警察局副专员斯科比出现。
伊耶这么明显地“致敬”格林让人好奇。戴维·洛奇讨论的，正是伊耶和他“头脑中的人”格林的关系。
“我在‘广场酒店’里，佇立窗前，向外张望。下面，十层楼的下面，我能辨认出一些披着毯状斗篷的圆脸妇女，她们在这座以和平命名的城市的人行道上，向路人出租便携式无线电话。在她们的身边，她们的姐妹（或是女儿？），坐在小山似的书堆上，那些书大多是给人出主意，如何赢取一百万美元。一条周围有鲜花环绕的绿化带穿过玻利维亚这座最大的城市，沿着绿地，一名军人牵着他小女儿的手散步，一边向她指点圣诞老人的雪橇里，坐着米老鼠夫妇，米奇和米妮。”
每个作家都有过“精神之父”吗？一个或几个，显性或隐形？关于“作家的作家偶像”，可举出一长串例子。但戴维·洛奇认为，当伊耶在自己的生活和格林之间发现一些琐碎联系就兴奋异常，比如他父亲的偶像甘地比格林早出生30年，生日却是同一天，都会让他“浑身战栗”，已有些过分，近乎迷信了。
后来伊耶和妻子广子住在日本，两居室，朴素乡间生活，架子上除了一本破旧的《文静的美国人》别无他物（不过仍像格林一样到处旅行）。广子曾问：“你真想这段时间都和格瑞厄姆·格林一起度过吗？”戴维·洛奇说能理解广子的疑虑，“我们大多数人在生命中的不同时点，会对某位作家产生特殊的亲近感，并用他或她的想象力来解读我们的生活，但很少会像比科·伊耶，这样持久，这样痴迷。”
这是比科·伊耶2012年出版，“像一部意识流小说”的回忆录《我头脑中的人》开头。戴维·洛奇说，这段场景描写用了提喻法，也就是以部分表示全体，诀窍在于细节选择，以及如何用这些细节告知读者信息并使其感到惊奇。格林的书迷如我，一眼就认出此处的叙事技巧，正是对格林名作《问题的核心》那教科书般开场的摹仿：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差不丹时伊耶读了格林的《喜剧演员》，把自己充满神秘狂喜的感想寄给格林，很动人。从未见过格林，伊耶记得格林在法南昂蒂布的地址，但其他人去昂蒂布拜访后的困惑让他止步：大作家很和蔼，却像谜一样难以理解。害怕幻灭，不敢贸然与偶像见面。再次给格林写信是在后者去世前一年半，他提议为格林写篇传略，被礼貌婉拒。
继续读戴维·洛奇《写作人生》。《头脑中的格林》这篇，写在英国长大的美国籍印度裔作家比科·伊耶（Pico Iyer，1957-）对格瑞厄姆·格林的迷恋。一个作家如何痴迷自己的作家偶像，好看。
出版过《全球灵魂》等热门作品的伊耶也被认为是“天才作家”。戴维·洛奇希望，写完《我头脑中的人》后，“伊耶已经把格瑞厄姆·格林从他的身体里排解出去，创作出更多的作品……”
连马尔克斯都是格林粉丝，但伊耶是明确将格林引为“精神之父”的。他生于英国，是两位来自印度学者的唯一子女，父亲是有魅力的教师和思想者，受邀去美国加大圣芭芭拉分校任教，9岁的伊耶抵制父亲的主导意志，从加州回到牛津龙校，又去了伊顿公学。他说：“在一座希望之城和一座历史之城之间往返，前者的历史已经废止，而在后者，希望只像是夹带的走私品。”如此情境下，格林《文静的美国人》对伊耶有了非凡意义。
“威尔逊坐在贝德福德酒店的阳台上，他裸露的粉红色的膝盖抵着铁栏杆。今天是星期天，大教堂的钟声叮叮当当地响着，提醒人们去做晨祷。在邦德大街的对面，透过那所高中的窗子，可以看见几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坐在那里，穿着深蓝色的运动罩衫，专心致志，没完没了地试图将她们硬如钢丝的头发卷成波浪形。”
每个作家都有过“精神之父”吗？一个或几个，显性或隐形？关于“作家的作家偶像”，可举出一长串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