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山崎到来又50年过去，读《新加坡花街旧址》等采访札记，真实个案仍牵动人心。十七八岁被诱骗，装进木箱登陆新加坡的平田雪女，为脱离苦海竭尽全力，学会英语和马来语，用积蓄资助由军营逃出流落星岛的年轻牙医山口，40岁时两人结婚经营两家诊所，雪女似乎演绎着灰姑娘的故事。几年后她被抛弃，自卑感让她眼看山口娶了来自东京牙科医专的小姐，精神失常服毒自尽，跌宕一生宛若电影。
1973年山打根的炎热里，山崎朋子祭拜了南洋姐墓地，找到了八号娼馆旧址，没多停留就奔赴新加坡，研究日本底层女性史的她知道，曾经风俗业最发达之地是新加坡，新加坡是南洋姐的最大市场。
这是不曾想过的：一些没有归乡，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故国背过身的日本妓女，流落在南洋的寻常里默默老去，其子孙后代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接待山崎的太田是华日混血，生于新加坡日本花街旁的华人区，随来自长崎丸山，都曾为南洋姐的外祖母及母亲长大，偶尔见面的生父是有家室的华侨商人。
娼馆主及手下以暴力恫吓，牧师被打得鲜血淋漓仍不放弃的身影，召唤了花街中央“柳好亭”里美丽惊人，原名小川芙美的艺妓阿娇逃入教堂求助，在许多人帮助下她彻底脱离花街，辗转回到日本成了传教士，最终却躲避众人视线栖身大阪釜崎贫民区，晚景依然凄凉。
佩服山崎的锲而不舍。在吉隆坡附近她找到三名老南洋姐，都避谈往事，直到第四位，90岁野中鹤子敞开了心扉：17岁遭拐卖为娼，一年多后被爱上她的马来商人娶了，大半人生安稳。在马来人中生活70年已淡忘日语的鹤子，对山崎依依难舍。凭一句传言，山崎还追踪到加影小镇养老院，裹着纱丽的86岁老南洋姐川本春向她述说另番往昔：20岁从九州天草被骗到新加坡再转至吉隆坡，曾嫁给印度裁缝，也为马来人家做过帮佣……
这是不曾想过的：一些没有归乡，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故国背过身的日本妓女，流落在南洋的寻常里默默老去，其子孙后代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没有华人搭线，未能进入曾是妓院的房间，“在这条破烂但又奇妙地充满活力的街上走来走去”，山崎感叹：“现在住在这里的年轻新加坡人自然不会知道，五十年前这里的每间屋里都住着从远方渡海而来的悲惨日本少女……”
南洋姐人生结局各异，每个都是底层女性史的切片。和因热病、性病或虐待早亡的南洋姐相比算“幸运”，阿崎一度住进山打根北婆海关一个英国人的洋房，成了拿薪水的“临时夫人”。回乡不受待见，又去满洲嫁人生子，余生就如电影《望乡》描述。其好友富美，归国随儿子一家度日，梅毒发作死去；小姐妹阿霜在山打根嫁土著为妾，返乡后贫困无助上吊。极少数南洋姐做了欧人高管之妻，或由卖身熬成妓院老板。
“街道两旁连续排列着三层楼建筑物，一层临街地方大多是商店”，挂着汉字招牌：“大华洋行”“远大恤衫”“玲珑电发”……二楼三楼是华人住的出租房，临街那面才有窗，洗好的衣服全挂在从窗内直角伸出的竹竿上。都是六七十年前的建筑，为掩盖墙壁剥落露出的砖头，“每户人家都以不同颜色把墙壁和百叶窗涂抹得花花绿绿……”
另个女子像是个人奋斗失败的雪女的对比。花街存在的同时居新日本人中也一直有废娼呼声。大正二年（1913），厌恶卖春业的藤井领事通过本地政府驱逐了寄生南洋姐的72个日本“嫔夫”（人贩子），基督教的梅森豪勇牧师也挺身而出：“……太阳落山后，娼馆门前点起灯火……梅森夫妇往往就在这时站在路边拍着手鼓，大声唱起赞美歌来。然后，当嫖客和聚集在娼馆门前拉客的南洋姐们好奇地围拢过来，梅森牧师便一手拿着圣书，一边循循善诱宣传起无论卖春还是买春都是人所不应为的道理。 ”
资料记载明治（1868-1912）初年起日本就向海外输送“唐行小姐”。1877年马来街有两家日本娼馆，1887年这一带日妓上百，1902年娼寮增至83家，南洋姐610名，1904年妓院达110所南洋姐902人。为何日本花街集中于马来街、海南街和马拉巴街？早期这里是郊外，妓馆设在不显眼又近海港的地方，原因不言而喻。这片飞地在大正（1912-1926）中期被取缔。山崎眼中它是“名字优美的地狱”。
作家、学者的书写，让平淡街景显影历史沧桑。如今走过人头攒动的白沙浮商业城，那几枚路牌，总引人追想百多年前此地风貌。
心里竟荡起一丝柔情。
日本输出妓女的几度兴废和本国政经密切相关。从“娘子军”到“国耻”，是这群体的共同命运。最近的感悟：“南洋姐”虽已遥远，但如山崎所说，看来平凡的东南亚人日常生活里，仍留有她们的痕踪。
她见到了朋友的熟人，五六十岁的小旅行社老板太田良一，本以为日本人花街仅剩一处栏杆，不料被告知原址安在，且不像新独立国家往往变更殖民地时代的街名，昔日日本妓院集中的马来街、海南街和马拉巴街，路名丝毫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