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成长期天翻地覆，被记录下来，再被公诸于世，不管是谁都会极不自在。少女时代也许不察，在学校游说下，在善良意愿下，觉得无所谓，但当少女长大而成“玉女”，在影像里回顾前身，很难不脸红羞愧，虽说“青春无悔”，但那往往只是在无奈之下对别人说出的豪情壮语，如果真是“无悔”，成长的生命未免有点苍白。
香港就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发生争议，导演用十年时间拍摄了几位少女的成长经验，到了公映，戏中人发声反对，引爆了关乎少女隐私有否被尊重的激烈讨论。
黄苗子怎么回应？
少年时便答应公开，往往是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 signed up for。待到悔时，有点迟了，终至不堪，各方折损，如海明威小说所言，“胜利者一无所获”，大家都是苦人。
对创作者来说，“少作”便是这类事情之一。试写时期的作品，青涩、幼嫩，却出版了，白纸黑字的证据，里面尽是创作的热情，但也只有创作的热情，论技艺笔法，自己读了也脸红。此之所以阿根廷作家包赫士在扬名立万之后，跑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小巷，搜遍每一家书店，买下自己少年时代的著作。不能让它们见人啊，怎么可以让它们见人呢？只望那段时期的自己只是一片空白，只愿大家记得的只是我的成熟和美好。
“自悔少作”是创作者常有之叹，但其实，其他人何尝不是？生命就是个人作品，年少时之行之言即为“少作”，有值得怀缅和自豪之处，却亦常有悔。而无论是悔是无悔，把“少作”公开，需要勇气。公开的部分和内容最好有机会自决，这就像，拿起麦克风引吭高歌，场合是跟朋友在卡拉OK房内抑或在酒楼大厅里，毕竟是两码子很不一样的事情。
其实无论“少”不“少”，生命里总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和话语，做了就做了，说了便说了，只望如烟消失，不敢对人说，不愿被人知。因为愧疚，因为害羞，因为不好意思，因为不同的理由，没必要让它们存在自己和别人的记忆里。《倾城之恋》里，范柳原和白流苏在舞池上说着绵绵情话，他在她耳边说，其实有些说到嘴边的话语，连自己听见都会脸红。这也许只是范柳原用来撩妹的调情话术，但他并未说谎，许多话语，以及连带着的事情，当事人确实极想将之掩埋在泥土下，让它们不见天日；最好能像电脑一样，按个键，全部删走，而且必须清空垃圾桶，永不留存。
想起艺术家黄苗子。外号“老顽童”，嬉笑怒骂，百无禁忌，笔下一手豪迈书法，是数十年的累积功力。他有位老朋友却喜欢逗他，说，你千万别得罪我，我手里有许多你以前练笔时写的烂字，老子不高兴了，把它们公布出来，让你遭人取笑。
我不知道。我只听说另有一位画家前辈陷于相同处境，干脆用一张新画换走对方手里的所有旧画，算是付了“赎金”。却也好奇，对方会否立心不良，依然保留若干旧作，像答应了把“不雅照片”全删，但其实仍留了几张在云端以作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