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刹那倒抽了一口气，齿间漱清不净的牙膏薄荷涌入肺腑，像是在青春的原野上望到了远处徘徊觅食的野兽，下意识地马上缩紧身子作势伏低，抓着窗沿只敢透出半截眼珠，直勾勾地盯着对面二楼的细微动静，生怕被对方抬头的目光察觉，或者嗅到了从我气血充盈的幻想薄膜中，稀释而出的一股嘤嘤嗷嗷的气味。
妈妈满头烫得烧焦似的卷曲褐色波浪，喜欢穿金戴银，有人问起便声称老公早死，不晓得是从说话时口音的飘逸或者走路时屁股的摇摆瞧出耐人寻味的端倪，小镇里的三姑六婆们都说准没错肯定是海南人。女儿瘦瘦的二十多岁，短发乌黑，淡妆淡抹，斜肩包横过朴素单色的连衣裙，每天固定清早出门，固定傍晚时分回家，黑皮平底鞋踩在那个时代铺满石灰沥青的路径，对于这样一种装扮最贴切的形容，没有太多繁琐的无谓参照，简单一句话直截了当：在office上班的。
女人（因为象征意义的转变，此刻必须改换人称代词）隐没在大提琴背后，像是按捏着自己身上紧绷欲胀的弦线，散乱的刘海遮住了大半素颜，并且随着某种华丽起伏的节奏微微晃动。这个画面在我反复回播的想象中，一直都是以默片的形式出现，或许是我们之间距离的关系（以我当时拙劣的计算能力，大概差不多是十来支竹竿长度的相加），抑或是我的艺术感官发育不足，无法恰当地刻录记忆的音轨。
日子在文明进步之中周而复始，小孩子当然都听得出，那一股羡慕而又带点不屑的语气，明白忍受唠叨努力读书的目的，即是在未来结婚生孩子实现三代同堂之前，先得有一个office的去处。祖宗长辈没奢望光耀门楣，我们也深知课文里的华盛顿与司马光是学不来的（没有人见过樱桃树长什么样子，也没有人搞得清楚那么一个大水缸的用途），所以只要也能在别人眼里成为一个在office上班的人，那么就算是交出了这辈子人生的成绩单。至少父母以后逢人便可以如此脱口而出，我的孩子啊，他是在office上班的，然后露出总算没白养了那么一个孩子的表情。
有一天早晨准备上学之际，发现校裤破了刚洗的衣裤还晾在外头，我蹑手蹑脚收取竹竿，视线沿着晨曦中整家人干瘪发皱的衣物，越过沁凉的空气和屋檐鸽子低沉的咕咕声，穿进了对面二楼窗台的框木，再延伸到客厅中央左右两只光溜溜的脚丫，搁在了大提琴站脚侧边，最后落在了来回拉弓的高高低低的小手。
老家对面二楼的空房子搬进了新租户，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只有母女两人，身世来路不明，大概只是暂时租居，没有长久宿留的打算，所以住了大半年又搬走了。
成长的扑朔迷离难以度量，包括我此后对于大提琴的痴恋，还有紧接下来的时日里，我再也不敢早起而频频上课迟到的情形。女人的大提琴拉出了一首无伴奏的生命组曲，她们再度搬家那天似乎匆忙，对面二楼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洞窟，我是事后才四处努力打听，在一堆拖拉的杂物行囊之中，有没有人看到大提琴形状的箱盒，里面装了一个很古典的梦境。
除了寥寥无几近乎闲话讹传的浅薄认识，大家对于新搬来的这对母女所知甚少，但是由于我就住在她们家对面三楼，从厨房窗台稍微眺看，可以大略瞥见她们家整个客厅的光景，所以我还探知了一件其他人绝对不可能知悉的秘密——那就是这位做office的女儿，也会拉大提琴。
按照我们当下巨细靡遗的斜杠标准，“在office上班”如此草率而且含糊的指称，说了当然等于白讲，不过在彼时较为淳朴的市井民风，所谓“在office上班”其实暗示了某种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预设和想象，涵盖的意义甚至经得起进一步的压缩简化——有时候为了聊天谈话的便利，干脆去掉副词省略描述，直呼“做office的”一了百了。
女人的大提琴拉出了一首无伴奏的生命组曲，她们再度搬家那天似乎匆忙，对面二楼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洞窟……
不是在工厂而是在office，不用做工而是做office，不须抛头露面日晒雨淋，而是在市区一座大楼商厦之内，须要搭电梯才能抵达的楼层，里头有桌子有椅子有成堆的文书文具（或许还有冷气），坐在舒舒服服的空间里，直待墙上时钟完成仪式性的移动弧度，便可以下班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