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本地世界、上海两大书局渐渐成了两家跨海运作的大型书商，不仅满足了南洋市场对华文书籍的庞大需求，也同时带活了香港整体的印刷出版业，在新加坡和香港两地华文书业都占有一席之位。
不过也正是这次的阻断，让总部在新加坡的世界书局、上海书局痛下决定，另辟蹊径到香港设立编辑部和印刷厂，透过香港三联书店借得大陆原书的“纸型”，一面编书，一面印书，然后通过新加坡销往南洋各埠，借此开辟另一条书籍流通渠道。
说到借用陆版原装书“纸型”，曾亲历其时的书业前辈回忆说，这个想法最早出自星洲世界书局老板周星衢先生，甫一提出便得到代理大陆图书的香港三联书店的首肯。在时任三联经理的蓝真看来，50年代香港经济尚未起飞，本身的出版物寥寥可数，对大陆出版物的需求也很小，反观真正的市场在南洋（东南亚），周老板的提议来得正是时候。
所谓的编书印书，说的就是陆版变港版的“变身”过程。经过世界、上海编辑部改写和重编后的陆版图书，封面设计改头换面，书名也大都换个新名，惟作者∕译者署名没变，留下了原书“身世”的一点蛛丝马迹。
蓝真老先生在晚年曾不止一次提及当年借出陆版图书纸型的事。在《半世纪风云——专访香港书业翘楚》一书里，他清楚记得，“三联书店从国内运来纸型到港，透过民间书局如上海书局、世界出版社、学林书店、三育书店等发行至南洋。”在上海书局80周年纪念所写的贺词中，这位香港书业老行尊又写道：“（上海书局于）60年代初又向香港三联书店租赁内地解放前出版，而尚适合海外发行的旧纸型400多种。”
那年10月下旬，林友福政府祭出战后最大的华文图书禁令，53家大陆和香港出版社的所有华文书籍被禁在新加坡销售，一时间本地华文书店哀鸿遍野。事实上这样“一刀切”的书禁前所未见，被禁书刊占了入口书籍总额的百分之八十，阻断了从大陆到南洋各华埠之间由来已久的书籍流通途径，华文报章预测“禁书后不少书店营业将陷困境”。
1958年，对本地华文书业而言，确是个值得记住的年份。
不过对新加坡华文书业史而言，1958年却是颇为难忘的一年。
1958年，新马历史上较少提及的一年。它前面的1957年见证了马来亚联邦的独立，它后面的1959年则是新加坡的自治年，夹在两个重要年份中间的1958年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
1958年，于是标志着本地华文书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凡经香港上海书局、世界出版社重新包装的港版印本，便“洗清”了意识形态的颜色，此时既非大陆出品，亦非由香港左派书店如三联书店代理，于是就可自由出入新马而不受禁书令之扰了。前次提及的陆版网格本“藏身”港版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下，时隔60余载仍能让人嗅到当年文化冷战的浓浓硝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