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是唯物主义者，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认为道德伦理的形成，离不开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环境或经济制度。由此不难理解，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超越一己的精神生活如宗教信仰、艺术修养、历史情怀等，很容易被人们眼前具体而丰富的物质成就所淹没；主流价值观因而更偏重当下，不信来世，追求能随时随地满足任何欲望，对过去无知，对未来无视。这在人文主义取代宗教的权威后，似乎便注定的了。因此，当代人更重视自我的自由和权利，凡事更多从个人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观念决定行为，任何外在的激励措施（如奖励生育），如果不符合个人自定的价值观，自然也就没有作用了。
挑战当然不少，撕裂很多国家的主要分歧，莫过于贫富差距扩大。新加坡也难免这个问题，但富人财富不断增加，不代表其他人财富的减少；关键在于全球通货膨胀的冲击，让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费压力变得沉重。因此政府不断推出各类援助配套，希望能减轻弱势群体的生活负担。但智能科技的进一步普及，意味着或将有更多人难以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因而须长期依赖外力支持。这就非短期援助配套所能根治的难题。
另一个更大且更长久的挑战，莫过于出生率的不断下跌。个中原因当然错综复杂，尽管政府制定各类奖励生育的措施，却始终难以挽狂澜于既倒，长此以往，后果不堪想象。这并非新加坡独有的挑战，欧美发达经济体早几十年已经出现，现在就连重视家庭伦理的东亚儒化社会，如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香港、越南等，都在经济持续发展后，相继跌穿2.1的人口替代率。
至今还没有全面的研究来解释这一现象，但其中一个合理推测，或在于以色列虽然经历长期的经济增长，却同时面对无时不刻的集体生存危机。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就遭遇五次灭国式的大规模战争；期间更难逃形形色色的各种国内外恐怖袭击威胁，包括仍未平息的以哈冲突——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偷袭，1600多人遇害，200多名以色列人被劫持到加沙作为人质。“居安思危”对以色列人因而不是陈腔滥调，而是每一天的切身体会。他们对生命的珍爱和意识，或许让他们明白生存的意义，并非只是当下一己的考虑而已。
因此，回归对具有超越一己的精神层次的强调，应当是思考扭转生育率下跌对策所不能忽视的因素。我们每一个人体内的基因，如果从远祖的智人算起，至少已经不间断地传承了二三十万年，期间得面对天灾、疾病、意外、猛兽、战争等形形色色的生命威胁，有无数还来不及孕育后代，便永远消失于时间的长河中；能够成功繁衍至我们身上，不啻是一种神迹。当然，个人自由是一种权利，必须尊重自主抉择，但自由也肩负着责任，因为没有责任的自由就是放任和堕落，无法行稳致远。让生命延续下去，或许正是生命的终极意义。个人如此，国家亦然。
今年的国庆日首次迎来两个首次——尚达曼总统首次以国家元首身份检阅仪仗队；黄循财总理首次以政府首脑身份接受仪仗队敬礼。相信很多国人会有同感，在当今越来越乱的世道，生活在新加坡犹如惊涛骇浪中停靠平静港湾；国庆日典礼呈现的国泰民安氛围，愈发让人感恩，但也须意识到不能满足于眼前的小确幸，得居安思危。
在经济发达世界生育率崩塌的一片惨淡里，却同时闪耀着一丝耀眼的亮光。有38个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6月20日发布的报告称，以色列的总和生育率为2.9，是经合组织里唯一超过替代生育率的国家，更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值的1.5；排第二的墨西哥和法国是1.8。以色列在2022年被《经济学人》列为全球最成功经济体第四名。这表明经济高度发达，并不一定会对生育率产生负面影响。
个人自由是一种权利，必须尊重自主抉择；但自由也肩负着责任，因为没有责任的自由就是放任和堕落，无法行稳致远。让生命延续下去，或许正是生命的终极意义。个人如此，国家亦然。
西方人口学者的研究，提出一些推翻既有假设的结论。比如，奖励生育的政策，非但成效不大，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一些专家以北欧为例指出，奖励生育政策如婴儿花红、托儿补贴、父母产假等，只能鼓励那些原本就打算生育的夫妇提早行动，那些不婚不育的年轻人则不为所动。所以政策伊始，生育率的确微有上升，但随后却打回原形，甚至还恢复下降趋势。另一些专家认为，优渥的社会福利政策取代了家庭原有的职责，让更多人选择放弃成立家庭，让后半生由国家包养。
以色列同样有贫富差距扩大、通货膨胀、生活费高涨、冠病疫情冲击等其他国家都面对的问题，总和生育率也从2018年的3.09略微下降；女性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则从2018年的27.6岁延后到2022年的27.8岁。但是，以色列人对于延续生命的观念和意志却非常强烈，至今的总和生育率从来没有低于2.8，而且在1995年至2015年的20年间，更微升了0.2。尤其突出的是，普遍的高生育率跨越社会阶级、宗教信仰、种族社群和教育程度，与犹太教正统派及回教女性一样，世俗化犹太女性以及有大学文凭女性的生育率，都超过2.2。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