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些硬措施。其中影响最大、民间反应最强烈的，应是广播电视台禁止方言节目。当时极受欢迎的香港粤语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立即改配音成华语。1981年，电视台在不到三年里淘汰了所有方言广告和节目，所有中文节目一概以华语播出。整个转型过程比政府所预定的限期提前两年。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另一项硬措施是普及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来拼写名字，避免产生由来已久用方言拼音姓名的混乱局面。当年教育部宣布从1981年1月1日起，推行华族学生姓名汉语拼音化的政策，规定所有启蒙班和小学一年级华族学生的姓名，都必须采用汉语拼音。这项措施碰到阻力，多数华人对方言仍然有深厚感情，很多人坚持保留原来基于方言拼写的姓氏（如福建“陈”姓拼为Tan，不是Chen），当局终于退让一步，从1992年起全面恢复使用学生方言拼音姓名。
2010年，新加坡华族宗乡总会会员大会，有260会馆领袖参加。会中一致呼吁政府当局放宽电视广播的方言限制，“给方言多一点空间”。众人注视下，官方反应还是毫无折扣的No。
经过多年策划，政府当局决心于1979年在李氏亲自主导下推动“讲华语运动”，当时主要口号便是：“多讲华语，少说方言”。推广华语开始之后，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李光耀称之为软措施）积极鼓励学习并使用华语，要求在不同公共场合的人士学习并使用华语。同时提供学习华语手册、课程；通过电话热线打电话学华语 ，发布《常用华语手册》，提供华语课程、华语会话班等。
然而，方言在新加坡究竟还是有其功能，有其需要。尤其在“非常时期”，譬如2003年沙斯（SARS）病毒传染，以及2020年至2022年的冠病疫情，为了推广防范病毒的知识，当局邀请政府领导人、演艺人员以及知名人士，以不同方言上广播电视节目讲解如何预防病毒。如此做法，一方面显示方言至今未衰的社会功能，同时也充分反映新加坡政府的实用主义本质。
作为移民社会，新加坡华人的社会结构一向以方言族群及方言认同为基石。自19世纪以来，就分为六大方言群：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福州，也称为帮群。各个帮群都建立以地缘／语缘为基础的会馆，为帮群提供全方位服务。19世纪的华人社会，基本上基于帮派政治，各个方言群之间隔阂甚深，各为其利，难免产生冲突，甚至械斗。其中比较严重的是1885年闽帮和潮帮械斗，极为惨烈，历时14日，由市区扩大到郊区，死400多人，伤者无数。这个情况一直到1906年中华商务总会（中华总商会前身）成立，结合各方言群，同为华商谋取福利，才稍微疏解。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会按帮派选举的制度，仍然是以帮派为基础。一直到1993年，终于召开特别会员大会，通过修改章程，废除帮派选举制，但保留七个董事席位给七个方言群（六大方言群，加创会会员“三江会馆”）。
延伸阅读
林有福曾尝试停播部分方言电台节目
自讲华语运动开始以来，由民间各方呼吁放松媒体方言禁令的诉求不断，皆不成功。早在1996年，文化艺术部之下的“华语电视咨询委员会”（ACCESS）年度报告，首次提出放宽方言节目的建议，显然时机尚未成熟，没有效果。到了2003年，ACCESS再度提出建议，指出华语运动推行多年，成果相当稳定，是适度放宽方言节目的时候了。此报告一出，几天之内立即得到中英文媒体以社论和评论热烈支持。由于如此建议出自如此委员会，一般解读为代表官方发言，放宽方言之举，必然是水到渠成。没想到两周之后，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回函，断然拒绝，表示还不是公共电视台放宽方言节目的时候。
在新加坡的短暂历史中，政府当局经由广播节目以限制方言的做法，早有前例。
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尚未有电视），新加坡电台广播节目由七种华族语言／方言播出（华语加六种闽粤方言）。1958年10月，当局宣布将停止播放听众较少的四种方言（潮语、客语、琼语、榕语）节目。11月，客属总会首先联络其他受影响方言代表机构，发动诉求运动。《星洲日报》发表致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公开信，争取“公民权利”。结果未有成效，至年底只有潮州节目由于听众较多获准保留，其他三种方言将被消音。12月25日，《星洲日报》再次发表联名信，联络相关会馆召开紧急会议，并筹划90多个社团大会，讨论抗议行动，并得到马华公会的支持，共派会馆代表会见林有福。在舆论压力下，政府终于决定恢复原有方言广播节目。
对于方言，李光耀可说身受其苦，也深以为戒。这也是他推动“讲华语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方言除了干扰双语教育，还起着分裂华人社会的负面作用。华人因为不同方言就出现了不同帮派，讲同一种方言的华人组成一个帮派，同声同气，往来密切，和其他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人，就有了隔膜。以华语来取代方言，重组华人社会，使它由分裂变为团结，也是我推广讲华语运动的目标。”（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 145页）
比较1958年和1980年方言广播节目事件，可以看得出来两个时期华社民间与政府力量的消长。
比较1958年和1980年方言广播节目事件，可以看得出来两个时期华社民间与政府力量的消长。
当年华族各方言群自然是以各自方言为家庭及本族群用语。各方言群之间则是以福建话为通用语。在1980年（“讲华语运动”开始）之前，建国总理李光耀每年国庆日演讲，在马来语、英语、华语之外，也以福建话发言，以便和华族大众沟通。此外，到了大选期间，不少候选人大量使用方言，争取选票，至今仍然。就以李光耀本人而言，早年从政的一大挑战便是要努力学习福建话，才能和选民沟通。福建话以及各种方言，虽各有重要功能，福建话更是各方言群之间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在独立初年建军，一般士兵教育程度偏低，无法以华语或英语沟通，乃有“福建兵”（Hokkian Platoon）之编制，以福建话操练。足见当年福建话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