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早报》刊登一篇关于本地初院课程中国通识（China studies）的专题报道《中国通识取消撰写论文盼更多学生报读》，读来颇有感触。
（作者是退休教育工作者）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推行，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在高科技方面，中国虽然与美国和欧洲还有一定差距，但奋起直追，已经在5G、云计算、量子科技、新能源电池等领域具备技术和商业领先优势。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解中国，可说是当今和未来本地职场发展必备的技能之一。
据报道，近些年修读中国通识的学生数量锐减，主要是因为这个科目太难。笔者认识好几位修读中国通识的学生，更有一位密友曾经教授中国通识多年，因此对这门课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诚如报道所言，这门课要深入探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的种种课题，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素质提出非常高的要求。但也正因如此，课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如今中美关系紧张，从政府到民间各商业机构都要懂得如何处理好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维护自身利益，避免成为中美对抗的牺牲品。不仅如此，新加坡更可以在这变化不定的国际局势中，采取稳健务实、明智开放的策略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左右逢源。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在疫情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对于国际关系的准确把握，已经使新加坡愈发成为国际资本与高端人才趋之若鹜之地。在帮助本地人才应对复杂国际环境、提升竞争力方面，中国通识课程大有可为。
笔者所认识的那几位学生，分别在金融、科技、法律、媒体、教育等领域工作。他们都表示，中学时代的中国通识训练，使他们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中国通识不仅让他们了解中国，也开拓国际视野。另外，中国通识通过问题导向和思辨研讨的教学方式，训练学生形成客观理性的思维习惯，能够准确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另外，笔者也了解到，中国通识开课的学校和选修人数都在减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师资不足。课程内容范围非常广，许多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中学教师的专业范畴，例如金融、债务等等；而且多数内容又不断随着时事的发展而变动，例如中美关系。教师须要花费大量业余时间进修和不断跟紧时事，还要想方设法深入浅出地教学，再加上指导论文这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工作量极大。报道中采访的毕业生说，中国通识的老师都学识丰富且充满热忱，诚非虚言。有的学校因为选修人数不多，教授中国通识的老师还得兼教其他科目，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如此种种，使得能够胜任或愿意承担课程任务的教师非常有限。有学校在原有教师退休、离职或转变工作岗位之后，后继无人，只好关闭这个科目，非常可惜。
论文对中学生是浩大工程
新加坡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一向在中国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席位。开设中学生版的中国研究课程——中国通识，并且踩在2007年这个时间节点，实在具有先见之明。进行当代中国研究的机构，一般上是高校和智库。新加坡在中学阶段开设中国通识课，或许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课程内容之广之深，连中国师生都感到吃惊。另外，高校和智库主要培养专业学术人才，而中国通识则主要在知识和思维方面，夯实学生基础，帮助他们将来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
中国通识课程于2007年由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倡议推动开设，旨在培养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内政外交的人才。李光耀的远见卓识，世所公认，在开设中国通识课程这件事上，也充分体现。当代中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到90年代和21世纪初形成规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于是世界各地的当代中国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欣欣向荣，而且取代传统汉学成为中国研究的主流。
这几位学生，个个思维严谨、谈吐不凡，而且资料检索分析能力极强，让笔者一直感叹后生可畏、未来可期。
然而很遗憾，根据报道，近年来中国通识学生不断在减少。其中一大原因便是中国通识必须撰写独立论文。大量资料检索、做问卷调查、进行专人访谈，然后撰写论文、制作图表，整理脚注和参考文献，历时半年甚至更久，对中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浩大工程。因此，对于新教纲取消论文撰写，笔者是理解赞同的。笔者下载阅读了新教纲，发现不仅内容丰富全面，结构上也体现出从特征到挑战再到解决策略的完整层次。例如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谈到出口依赖问题，再谈到中国的拉动内需发展策略，一个课题学下来，就是一份深度研究报告，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取消论文所带来的不足。学生在没有了论文的压力之后，可以进行更广泛阅读，以更灵活的方式学习教纲中的每一个课题，相信能取得更大收获。
如今，中国通识课程教纲做了大幅度调整，既满足时势需要，也更符合现实条件。只要加强师资培训，加大宣传，相信选修的学生会越来越多。衷心希望这门课不断壮大，为新加坡培养无数立足本地、透视中国、放眼世界、纵横天下的人才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