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仅仅因为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实现了美国梦，就怀着“喝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心态，放弃对基辛格的全面审视和应有的批判，仅仅因为基辛格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作为职业的一部分，站在美国利益和自身利益的立场，参与过美国对华关系改善以及多次对华交往，就将其当成造神对象——这样的以“私”代“公”（学术为天下公器之公）思维，或者乐滋滋地做中国宣传的回音壁的行为，对于早已脱离特定宣传语境的美国华人学者来说，假如不能自我提升，在全球性的宏观视角映照下，再以独立思想、独立研究、客观评判来衡量人物，就显得太狭隘和幼稚了一点。
但令笔者有些诧异的是，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大概率是早已入美国国籍的华裔社会科学学者，也热情加入到歌颂基辛格的“乐队花车”中，所做出的评价基本上局限于“基辛格的贡献在于改善中美关系，所以基辛格值得纪念”这个极其简单的逻辑。假如这个逻辑出自中国国内一般网络读者和时事关注者，当然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官方已经无数次热情接待和高度评价基辛格，赞扬和纪念也早已成为陈腔滥调。
更重要的是，日常以英文这个全球学术通用语言进行思考和著述的学者，更应该站在全球的框架中，去思考和评估一位复杂多面的美国历史人物，而不是仍然透过龙应台所称的“盛满了中国的瓶子”（编按：指龙应台散文《盛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去评判。
以基辛格的高寿离世，可以算是功德圆满，在中国还可谓喜丧。基辛格刚一去世，《纽约时报》立即发表言辞尖利的评论加以批判。就笔者所知，其他国家的知识人对基辛格也基本持负面评价，认为他冷血、逐利、机会主义、没有道义。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中国官方对基辛格持完全正面评价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基辛格在推动中美两国接触并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的确是起到相当积极而且富于智慧的作用，尽管这样的作用也是在总统尼克逊扭转全局的战略决策之下执行和发挥的。
如果更进一步批评，还可以说，基辛格和周恩来（更准确地说是尼克逊和毛泽东）的见面，是双方在当时特定的地缘政治压力下所做出的地缘政治调适，并未考虑也不可能预知后来的“改革开放”；1972年尼克逊访华和中国开放之间的“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确实可以由历史学家以后见之明加以连缀和解读，但由此一定要把功劳归于基辛格个人，则可能是过度的。
但是，华裔美国公民中以英文为主要工作语言的人文社科学者，特别是最善于历史化和语境化的历史学者，是否有必要重复这样早已了无新意的赞颂，或者把“基辛格和周恩来1972年把中美两个世界联在一起，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样一个常识性的、并无新意的观点，当成重要结论，却是有疑问的。
按照目前笔者所看到的赞誉，可能容易让非中国的其他读者产生一种美国华裔学者并不在乎美国主流如何看基辛格，也不在意其他国家的人如何看基辛格，只要基辛格曾经参与改善中美关系，间接促进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曾经一次次到过中国，且不论次次的目的为何，他就是一个不容冒犯的圣人的印象。
不能透过“盛满中国的瓶子”去评判
这样的视角，不仅简化了基辛格这个人物，使其单面、扁平，也使华裔学者的价值观自外于美国和世界的主流，还似乎把中美关系看成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和唯一存在的国际关系，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应该算是从一种极端状态回归比较正常的社会）看成唯一的人类大事。身处西方的华裔学者，如果不能跳出这个狭隘的“盛满中国的盒子”，跳出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这种视角，可能很难真正进行具有思想深度的全球对话。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评价更涉及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能不能跳出原籍国的主流宣传话语，真正实现个体的思想独立和精神自主这个对人文社科学者、作家、艺术家来说最为珍贵的特质。在这里，笔者也不认为在美国生活30年以上，甚至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华裔学者，还应该被看成，以及把自己看成真正意义上的、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并持中国国籍的“中国学者”。
上述逻辑虽然也有合理之处，但其成立和公开言说，仍然必须排除言说者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比中国大陆普通媒体受众具有更多批判思维和思维深度这一前提假定。
笔者当然理解，人文社科根本上是对人事的研究，无法完全摆脱个人经历和价值观的投射，但是，学者还是应该避免这样的误区——先把自身看作改革开放受益者，凭着个体成功实现了美国梦的人生赢家，再以这个纯粹私人的感受，去和基辛格作为带有德国口音的犹太移民在美国获得辉煌成功，率先实现美国梦这一事实，进行共情投射；再得出美国之伟大在于使基辛格实现了美国梦，也使自己实现了美国梦，而正是基辛格对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卓越贡献嫁接了二者，使得成功的基辛格间接造就了成功的自己。基于这个基础，甚至进一步得出基辛格不仅在中美关系意义上，即使在个人意义上也值得纪念，难以批评的最终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