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为他写发电厂新闻是小儿科，可如今，要为他盖棺论定，难度大得多，我肯定力有不逮。毕竟这是个撬动过地缘政治，改变几亿人命运——包括变好和变坏的学者外交家，而且充满争议性。我能做的，仅仅是天马行空，记录点随想和观察。
那年头还没有谷歌和网媒，也没有透明度概念，GIC尤其讳莫如深，投资了什么，很少向国人汇报。我虽是记者，除了知道最大头头是李光耀，对这个机构的认知完全是一片空白。
现实主义者讲求实力原则，认为存在即合理，他们理性、严酷，不会坚持任何道义和良知，同时善用柔术，在必要时妥协、交换，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或者通过缓和（detente）寻求某种稳定的均势格局，至于小国和弱小民族，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更宏大斗争或交易的棋子而已。
这仅仅是笼统的两大阵营划分法，细究的话，旁支和异变还很繁杂。总的来看，近些年理想主义外交似乎占据上风。一来得益于时代的思潮，二来处于道德高地，先天就具有较强的感召力（有谁不爱更好的名声呢？）。再有就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自由世界完胜后，世人更普遍认为缺乏击败共产世界决心，一心求取缓和的基辛格们，以及他们的现实主义外交都可以休矣。
可见外交的最内核还是利益，在实操时，主要还是冷酷的现实主义那一套，而这是业务上不能说的秘密。当然，倘若方便，能披上一件好看的道德外衣，做足政治正确的表面功夫最好，这样经常还能满足国内选民的期望，赢得选票。不是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吗？只是搞外交，可以有道德包装，却不宜有道德洁癖或狂热。
早年的反战人士自不必说，对于基辛格的许多作为很是不屑，例如怪罪他和尼克逊错估形势，原本在1969年就该退出越南这个千里之外的杀戮场，却拖到1975年，搞出个狼狈不堪的“西贡时刻”，还多牺牲了整两万个子弟兵性命。又如1969年没宣战就开始的柬埔寨大轰炸，炸死至少10万人之外，更大恶果是间接促成红高棉上台，以及后续200万人被屠杀的悲剧。
越战是美国人的伤痛加耻辱，但站在非共东南亚国家立场，美国人多挺了几年，没让骨牌迅速倒下，算是为大家赢得宝贵的时间差。等到中国大陆也“换了人间”，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搞阶级斗争和输出革命根本是在瞎折腾，决定加入到红红火火的拼经济行列后，亚洲世纪开始被真正谱写，波澜壮阔的进程开始加速，先有小龙后有小虎、大雁与小雁齐飞好不热闹。就这点，基辛格也算是“有功人士”了。
共产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
投资发电厂其实没什么新闻性，隔天就几百字，应酬般刊登在内页财经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它的内容，连发电厂在中国什么地方早忘得一干二净，不过采访代表美方资本的基辛格时，那种“恍若隔世”，不真实的时空错乱感，至今记忆犹新。
新闻稿刚读完，门口突然热闹起来，一个洋老头在簇拥下走了进来。天啊，我一眼就认出是基辛格！
今日美国左派，对于基辛格外交之弃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于不顾，同样没有好风评，包括认为他做人没有底线，是彻头彻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利己者。
满心疑惑到了记者会现场，小厅里一排桌子面对台下几张椅子，背景板空空如也，显然是急就章。工作人员先发了两页纸的新闻稿，读了才知道，是GIC和美国的一家大企业，在中国联手投资一个水力发电项目，猜是美方的主事者，急着要昭告天下吧。
可以说，基辛格是共产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要知他1971年、1972年衔命开展破冰行动，主导联中抗苏时，文革风暴是减弱了但无论用什么标准看依然疯狂。基辛格却可以完全抛开意识形态，把他所代表的“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现实主义外交，体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的划时代影响之最，是间接为中国人创造了条件，最终顺势而为走出封闭，进入到40年改革开放的快速道。
1998年前后吧，具体年月早忘了。一天突然接到任务，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有个宣布，地点在香格里拉大酒店。
近日践踏理想主义外交最活生生的例子，是乌克兰被侵略，在最脆弱也最需要资助时，被美国拒绝了；但以色列攻打加沙，大量杀害平民，美国炸弹和银弹却有求必应，紧急送达，这是哪一门的道义？
无论如何，在政治上，不难理解他为何被尊崇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虽然有时不无一厢情愿，或者带点功利，例如在他生命就快终结时，还把他请到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重新扮演了一回道具人。至于中国普通百姓，相信也多认为他之于本民族，客观上有再造之恩，至少觉得他和自己在看法上有着某种契合，甚至是共情，对于这个美国人的离世，怅然若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民主党人敌视他不奇怪，在他所属的共和党里，不给情面，也无视历史情境，怪他“养大中国这只怪兽”的大有人在。再有就是批评他唯利是图，甘作中国利益的最大说客和“买办“。称许、缅怀基辛格，在时下反中的主旋律下，无疑极度政治不正确。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险恶的外交丛林，终究没有天真小白兔的容身之地。
不过估计基辛格在那个时间点上，再老谋也深算不到“接触与合作”的结果，竟是几亿人最终摆脱赤贫，思想上获得解放。人间正道是沧桑。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沧桑巨变。而权宜的“合作方”，在苏联解体后，还取而代之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全方位对手，这点更不可能是他和他的白宫老板在“大设计”中就已预见的。
此刻，基辛格老兵已死，但现实主义外交远没有退场。年轻人倘若怀抱理想主义，那很好，应征记者教师做学问都没问题。但如果想当外交官，在大多数国家，估计第一关面试就被刷掉了。
然而同样在亚洲，如果你是柬埔寨、孟加拉或者东帝汶人，又有点历史情怀，大概率不会原谅基辛格。在拉丁美洲，他也有过推翻社会主义民选领导人，扶持军人独裁者的诸多不光彩记录，因此那里整一两代人，都认为他狡诈逃过了国际审判，今天说起依然咬牙切齿。有国外自媒体甚至将他和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博、乌干达的阿敏等相提并论，这应该是最极端观点了。我本以为在本地，年轻人对他是无感的，没想到在我的IG快拍上，很快就有人放了一张旧照，然后不爽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竟和“凶手”握手言欢，说那可是一只沾满血腥的手啊！
进入新世纪，资讯信手拈来，才讶异老兵未死，也未曾隐没，整40多年来他一直在指点江山（受访），激扬文字（著书），私下的顾问和掮客业务也搞得不错。直至几个月前，还高调庆祝百岁生日，然后，终于，于上个月与世长辞。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那一刻，不知其他人有什么感受，我是充满奇幻和震撼。这是一位在久远的上世纪70年代，和尼克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框，经常见报或出现在电视上的风云人物啊，然后在高光过后，离开了政坛，整20多年已消失在我所能及的视野里，同样因为没有谷歌、网媒，他是死、是活，在干些什么，根本无从知晓。怎料会有这么一天，无预警地从历史图卷中走了出来，还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而我还只是个资浅记者）。
外交可以有道德包装 却不宜有道德洁癖或狂热
先说一个小故事。
是非对错难评定，因为经常要看你站在什么位置。
在基辛格仕途处于巅峰时，现实主义外交在美国体制内几乎被奉为圭臬。这一流派主要源自19世纪欧洲，帮助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的realpolitik治术和外交手腕，后来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吸收、研究、修正，渐渐在决策圈内异军突起，并随着二战后美国霸权的确立，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推行。比他稍早或稍后的标志性人物，还有乔治·凯南、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等。凯南曾在二战后，从莫斯科发出“长电报”，后又在《外交》杂志发表“X先生”名篇，主张全面遏止苏联，自此掀开冷战序幕而“名留青史”。
又比如越战一结束，马上怂恿印尼军队入侵东帝汶。最昭然若揭的，是就在开战前夕，美国总统福特、印尼总统苏哈多和基辛格三人还见面开了会。在解密档案中，基辛格完全支持这个行动，唯一担忧是“入侵时使用美国武器，会引发公众审视”。和孟加拉一样，东帝汶最后还是独立了，但那是20多年后，代价是超过10万东帝汶人被打死或被有预谋地饿死！要知道，当时这个国家的人口，还不到90万，所以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有受害者。
与现实主义者形成对照组的是理想主义者。这一阵营的理念，从早期的国际主义到后来的人权外交不一而足，他们以推广民主、自由、平等为使命，反对强权即真理，坚持消灭独裁，为了推进价值观，可以威迫利诱，甚至干预他国内政。理想主义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好些思想家，之后一路继承、发展，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英美，无论在政治光谱的左中右，都有拥护和践行者，像一战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学界泰斗约瑟夫·汤因比，都是这一“天下大同”派的翘楚，在他们的前后和同时代，耀眼的名字还有长长一大串。
现实主义者讲求实力原则，认为存在即合理，他们理性、严酷，不会坚持任何道义和良知，同时善用柔术，在必要时妥协、交换，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或者通过缓和（detente）寻求某种稳定的均势格局，至于小国和弱小民族，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更宏大斗争或交易的棋子而已。
那可是一只沾满血腥的手啊！
但这是中国视角。在美国，哀者明显寥寥。主流媒体上的回顾文章多倾向负面，舆论场则如同微风轻拂水面，只泛起些许涟漪。
对于基辛格的褒贬，有一点特别突出，即在太平洋的两岸天差地别，人情冷暖莫过于此。
然而，对于这点我的看法是有保留的。首先基辛格哪怕有失算，甚至把好些事搞砸了，他还是在苏联集团最强大时起到了抵挡作用，并且没有让核战争的毁灭发生。然后以今天眼光看，历史其实也没有终结，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就已预示新冷战的开始，跟着中美展开博弈、全球化逆转、军备竞赛加码重启，再到当下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让人怀疑自由主义外交家们是不是兴奋得太早，对大同愿景的到来太乐观了。
其他外交败笔，还包括1971年据说为了讨好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对今天的孟加拉独立运动进行镇压。巴基斯坦最后是落败的一方，但在孟加拉土地上，最保守估计有30万人被杀，1000万人沦为难民。
看来持功过五五、四六开，或者认为他大好和大坏的人都有。如此复杂和两极化的人设，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