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晓求的表述来看，他所指的内需，根本就是居民最终消费。于吴晓求看来，在这三个基础性条件都还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对居民消费予以硬刺激，这绝对不是一个有效的政策。他说：“所以我和一些学者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们经常说要发消费券，甚至要发钱，我说真的不是这回事。”简单来说就是，于吴晓求看来，在缺乏扩大消费的基础条件下，通过扩大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是缺乏力量的，是不具可持续性的。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对于吴晓求的观点，我是深表认同的。
当然，他的这一观点，并非人人认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曾公开说：“有一种说法说，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要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刺激居民消费，也就是说用所有能够合理、合法、合规、合经济理论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面。”
7月8日，在2023年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说，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出现新常态，既然是新常态，就必然需要新做法。因此，他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手段、新对象，而这个新对象就是消费。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还是过于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内需严重不足。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产业结构会畸形呢？为什么内需就提不起来呢？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
多年前，我发表于中国《光明日报》的光明网的一篇题为《中国危机远比美国要麻烦的多》的文章，就持有相近观点：“对于这次危机的肇事者美国来说，只要把它金融体系里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予以解决，那么它的麻烦也就基本上解决了，但中国就远没有这么‘幸运’，在出口之路断绝后，它需要的却是国内市场；对于欧美来说，它们需要的是时间，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建立一个足够与当前产能匹配的国内市场，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他说，中国经济在疫情前就已经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且居民消费需求在其中占到七成左右，但疫情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正在改变的发展路径。他认为，“消费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顺利复苏的一个关键堵点和难点”，这一观点正在凝聚更多的共识。正是基于此，他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对象，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经济的堵点和短板。总之，蔡昉认为，就现下的中国而言，“刺激消费，已经到了时机”。
就反对刺激消费而言，林毅夫显然是道不孤的。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者吴晓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到：不能有用内需替代外需的想法！他说：“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内需，但不只是用刺激这个词。内需不能替代外需，不能有这个想法。”他进一步指出，“何况扩大内需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一、良好的就业率。人们对就业都有巨大压力，担心哪天没工作了，哪天裁员了，这肯定不利于扩大内需；二、有所增长的收入；三、完善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缺乏这样一个体系，国民哪怕挣了点钱，但要他现在就花掉，也肯定不现实，原因很简单，“如果生一次病，住一次医院我就完了”。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甚至于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再加上未雨绸缪、自保意识等，将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民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从而进一步加剧民众的日常消费支出减少，这种现象必然导致产业结构进一步畸形化和内需不足。要想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之路，在于应将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消费，而要达成这一目标的根本关键，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但问题在于，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却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工作。
在就业、可支配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这三大基础性条件都还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对居民消费予以硬刺激，绝对不是有效的政策。通过发消费券，甚至要发钱，来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是缺乏力量的，是不具可持续性的。
是的，社保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于中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尤其是人口红利周期正转为人口赤字周期。根据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十几年间，社保体系供养结构将从目前平均每三人供养一人，快速转变为每二人供养一人，钱之安出？解决方案只能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这些都关乎供给端的制度层面。所以，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仍然来自供给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