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猛灌鸡汤 对外一触即跳
，毛将焉附？”一句“吃饭砸锅”就会将“真理在手，正义在胸，雄辩在口”的教授吓得魂不附体。在学术自由方面超越美国，恐怕王义桅不会反对吧？
逢西必反，势不两立，这似乎并不是中华文化，而是文革的文化。这个政治正确的风气，王义桅似乎也染上了。“或者想说中国没被西方文化殖民，还是中国无神论的世俗社会，导致无法形成西方普世文化？”这种反问表达的是一种政治立场。其实我想表达的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复杂，我所谓“先天不足”，仅仅是它尚缺乏能够吸引世界上更多人的一些要素；我所谓的“普世”也只不过是“广为接受”而已。王义桅就“普世”概念的一神论的基督教源头，发了一大通议论，甚至扯上牛顿、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哥白尼、布鲁诺和月亮。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打压下，必须立场坚定、斗志昂扬，这可以理解；但因此唾弃西方的一切就难理喻了。如果王义桅进行的是一场政治斗争，我甘拜下风，举手投降，因为我同他的目的似乎并不冲突，大多数海外华人学者也是如此。但我并不认为王义桅的爱国法有助于民族复兴。笔者曾在《联合早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入侵中国知识界的三个物种》（2022年9月16日言论版）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对内猛灌鸡汤，对外一触即跳，当代知识分子的这一套路，很难讲得清是为国还是为己。虽然鲁迅在中国被视为过时了，但我仍认为他甩响鞭的方法，远比灌鸡汤有效。中国是天字一号的大国，没有必要反复强调“自信”“平视”等来掩盖毫无理由的自卑；更需要的是清醒冷静，以及“西方的”逻辑思维。
刚从中国回来，就看到中国一位教授对本人在《联合早报》上一篇文章的批判。我感觉醍醐灌顶，大开眼界，受教匪浅。本人一般对批驳我观点的文章不予回应，因为多数人的立论并不一定不对，但视野过于狭窄或短期。但王义桅教授是饱学之士，见过大世面的知名学者，不能不认真对待。
王义桅进一步指责笔者“声称‘中华文化有优点也有糟粕，在弘扬优点时也应对糟粕进行批判，否则它会随着优点的扩展而悄悄地重新占领人们的思想阵地’，就有警告的味道了”。这不是什么“味道”，就是直白的警告。“与美国合作……这才是作者的用心规劝”。没错，但这不是“别有用心”，而是“明目张胆”，因为这是中国从邓小平以来就坚守不渝的国策。在这里，王义桅完全不讲“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了。中国政府在耐心等待和努力做工作，以图扭转形势，而它的国师已经急不可耐，要大打出手以立国威了（抑或邀功请赏？）。我搞不清他们究竟是爱国党还是恨国党。
天朝大国优越感不可斗量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王义桅在中国学者中，也算如雷贯耳的一个，在学界混得风生水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共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春秋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为耶鲁大学福克斯学者、巴黎政治学院访问学者、延世大学及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访问教授。他是系统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倡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之一。不管他别处的学术成就如何，但他此文的观点大谬不然，不反驳就会混淆视听、误人子弟。鉴于王文并不拘泥于中国文化中的绅士作派，我也乐得直来直去。得罪了！
王义桅的敌我或阶级斗争意识很强：像约瑟夫·奈之流都是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说，是为抵消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论的影响，“为美国霸权打气”。但王义桅恐怕没有、无法也不愿认识到，“御用学者”在当代中国最流行，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中华优秀知识分子的风骨和传统，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存在决定意识；用毛泽东的警句，就是“皮之不存
“普世”与“真理”无关
“郭文潜意识是说，尽管美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是无法取代美国的”。笔者多次明文发表的“显意识”是：中国要真正崛起，就必须在各方面都超越美国，各方面树立高标准；而且这在美国目前的状况下并不难，只要能找准方向。王义桅自以为是对我的解读，恐怕反映的是他潜意识上的自卑和焦虑。除了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军力这种大概念、粗线条上洋洋洒洒，（中国）国内学者很少细研如何在各方面超越美国和西方，以便扩大世界对中国的接受范围。这已经给中国的崛起制造种种困难，也是笔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王义桅讲习近平思想主张的中国“不仅不是特色或另类，反而倡导包容西方普世价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但他的文章完全没有显示出包容和中华文化特有的谦卑礼让和辩证；他似乎也忘了“普世价值”是七不讲之一。他供职的有几个单位，就是“逢西必反”的典范：“二元对立”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思想方法上，而且成了他们的行动指南。习近平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思想的确非同凡响，但如果由那些自高自大、以我为中心、从不关心他国人民的观点和感受、对他国文化的优点毫不感兴趣的天朝官员和学者来推行，就一定会把经念歪。中国有许多这样的小圈圈，相互吹捧和印证，对外同仇敌忾，彼此间从不辩论，一团和气。这种学风造就不少什么都不缺，单缺智商的智库。王义桅会立马指出：美国许多智库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并不是比烂的理由，而正是中国须要超越美国的另一个方面。
但像中国的许多学者那样，王义桅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满脑子都是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和对“敌对势力”的过敏反应。对中国的任何批评，无论好心还是恶意，都是亵渎——至少是吹毛求疵。在我看来，“普世”也同王义桅长篇大论的“真理”无关。从“广泛接受” 而不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崛起的只能是普世大国，还是大国崛起后都打着普世旗号？” 根本不是一个问题。“5000年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积累，怎么成了先天不足？”这里连起码的逻辑（哦，这又是西方的，不足为据）都没有了。他忘了这5000年的传统，也造就了乾隆托公使马戛尔尼（Macartney）带给英王乔治三世的那封信——现在仍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供世人取笑。
王义桅的天朝大国优越感不可斗量：“500年前谁著史？欧洲近代领先世界，时间段甚至短于中国的周朝，但是普世论者将这种短暂领先包装为永恒，似乎原本如此，且永远如此，只能是在制造神话。”他似乎没有读过著名史学家莫里斯（Ian Morris）的两本书: 《丈量文明：社会发展是如何决定了各国命运的》《为什么西方目前占统治地位？：历史的规律以及它揭示的未来》。书中根据量化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原始社会——大约公元前1万4000年起，西方文明总体上要比东方文明发展早1000年左右，直到近代（即王文所说的“500年前”）之前的1000年，东方才超越西方，但很快又被西方的工业文明远远甩在后面。这不奇怪，毕竟西方离人类的发源地东非更近些；当东方人还在拓荒中艰难跋涉时，西方人已经在堆积文明的成果了——当然，这只是个假说。
中国政府在耐心等待和努力工作，以图扭转形势，而它的国师已经急不可耐，要大打出手以立国威了（抑或邀功请赏？）。我搞不清他们究竟是爱国党还是恨国党。
诚如他所言，儒释道相容是中国文化的优点，如果能够再次容纳西方文明的一些优点，岂不更完美？但儒释道相容并非像王义桅所说，是中华文化普世的佐证。他在“中式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天下”，在古时“天下”许多地区的人都不知道或对他们无关紧要。恐怕他绝不会承认中华文明尚非主流，但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哪个在当今世界影响更广泛，以王义桅的学力，做一个量化实证研究并不困难。这并不是说中华文化将来不能更广泛流行，笔者曾发文指出，西方文化走到尽头之时，就是中华文化的时来运转之日。但是我敢同他打赌，那必须是在对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优点有足够的兼收并蓄之后。因为这是争取到更广泛的认可、容纳和接受（即更为“普世”）的唯一途径，也是笔者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之一。
王文的题目就亮明立场，也给出他立论的前提：“中国无法成为美国那样的普世大国。”这是他强加给我的话。在他眼里，海外评论中国稍有不逊，即便不是西方学术特务，也一定是西化分子。辩驳这个对我的定性毫无意义，我们还是来看看他眼里的中华文化吧。
莫里斯未必正确，就像王义桅的历史观未必是神话一样。但起码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眼光太短，或者只是人云亦云。其文章通篇都是时髦的陈词滥调。陈词滥调在中国的学界和官场是由政治生态逼出来的，不足为奇；但时髦起来了就值得深思检讨。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他这样趾高气扬，没有能力与他国人展开一场心平气和的对话，那中国真的无法崛起了。因为，如我那篇被痛批的文章所言，崛起的含义已经不同了。这一点王义桅显然没能读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