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联合早报》4月22日新闻《若导致癌症治疗费不断攀升 当局将管控私人健保和附加险》，不禁唏嘘。显然，医疗费日益高涨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我国医疗费不断攀升，是体制而不是单一病症或药物所造成的。当局以癌症为例，从管控私人健保和附加险作为切入点，也许是一个好的开始。

（作者是新邮政前运作主管 新加坡管理学院前兼职讲师）

要如何看待这样的个案呢？从病人福利而言，这是个非常昂贵的疗程，但至少让我延寿超过五年了；对医疗团队而言，它们已经尽力做到照顾好病人的职责；对保险公司而言是个负担，但总体而言它们还是赚钱的。

于是就先做电疗，再做化疗。接下来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医生说有一种在本地较新的打靶性免疫疗法，非常昂贵，一个疗程要10来万元。医生开玩笑地说，如果要卖车卖房那就不用操心了，因为无法十足担保一定有效。

在买医药保险时，一般人都不能很有把握地设定自己要投保的数额，因为自己会患上什么疾病是个未知数，很多时候要靠保险公司代理人的推荐。也许向投保者做必要的咨询，是保险公司应负的社会责任。

对一个患者而言，如果没有买医疗保险，医疗费将是另一个恶梦的开始，医得好与医不好都会欠下一身债；要不就是把毕生储蓄都花光，长期复诊的费用更不敢去想。

我以癌症患者身份来分享这些年来的一些体验，希望能引发更多思考。

由于有购买照单全收的附加险医保（pay as charged rider），就按医生专业的推荐，做了打靶性免疫疗法。转眼已经过了六个年头。

没有人喜欢疾病缠身，更别说要去花费庞大的医疗费。患上癌症已是不幸，心态上肯定不会快乐。首先是治疗上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例如对患癌部位的切割、电疗、化疗、打靶性免疫疗法。主治医生会把所有治疗的管道，利与弊都很详尽地分析给病人听。就算是昂贵的疗法，有时也不见得用得上，因为患病部位或太迟发现，都是可能造成无法治疗的因素。

就保险行业而言，赚钱是根本目的，只要有人买，付得起保费，设立多些选项来满足各阶层的需要，是必然的商业考量。

生病、看医生、拿药、付钱是非常简单的交易。一旦加入了商业考量，医疗集团、医疗专科的细分、医保公司等，各自把利益最大化，费用在每一个环节都被加大。病人在这个复杂的制度下，已经失去主体性。如果每一个环节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绩效来评估所谓的表现，要控制我国医疗费日益高涨将是艰巨挑战，但不代表不能有效调控。

病人走到这个阶段，所盼望的，第一是希望有得医治，第二是要有效。患者基本上就是听从主治医生的推荐。还记得医生在诊断我的病症后问：不知你能否接受一个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实？我答说：你就说吧。医生说以我患肺癌第三期的情况看来，能活过五年的概率只有两成。疗程包括电疗、化疗和打靶性免疫疗法，费用大约要20万元。好大的一笔数目！

除了心存感激之外，我在医疗收费上存有些疑问。住院和各种器材应用的收费是非常高的，几乎要高于医生的收费。账单上密密麻麻，把可能用到的物品全都列了进去。病人能够康复出院已经是谢天谢地，也没有能力逐项去查询账单详情。我建议在处理医药费高涨的同时，更要好好由专业人士对医院——不管是私立或公家——的收费作详尽和必要的审核。

同样，医疗集团也是以谋利为本。记得多次看诊时，登记处职员必定询问是否有买医保？就不知道“有买”和“没买”在账单上的数目有多大差距？对于如何管控私人健保和附加险，希望当局能分享多些细节。

有买医疗保险的人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如果保单加入附加险，又可以省下一大笔医疗费。但事实上附加险的保费是很高的，也随着年龄而增高。不但每年要付数千元现金，金额也可能超越基本保费，一年总额几乎要整万元。摊开每个月要整千元，对退休人士而言是一项沉重负担。

报道提到关于癌症医疗费攀升，是因为保险公司宽容的索赔数额与日俱增。这让我思索一个根源问题：增加的医疗费是谁收取的？不就是医生、病床、药物和器材设备等？除了着手处理医保之外，对医疗团队的收费更有必要严加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