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劫富济贫的字眼略显粗暴，因为个人通过劳力、通过正当的方式，获得高收入回报，财富不应被无理剥夺。但是当我们正在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其中一个须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就是收入较高的群体，是否应对社会肩负起更多责任。
财富的累积也如流行歌曲所述说的一样，三分靠运气，七分靠打拼。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就指出，就算有同等机会，三生有幸出生在富人家的孩子，将因为有更多教育资源，获得成功的概率更大。
我国不能完全走向仇富的极端，毕竟亲商的环境能造就更多就业机会。今年的预算案，只是延续去年的政策，更全面地通过税收，分配我国的财富。
由于出生和天赋不平等，造就了后天的财富累积的差异。有哲学家认为，收入更高的国人，因此有更大的社会责任，缴纳更多税，扶持较弱势的群体，将部分财富转移至有需要的人。
在这次的财政预算案，我们就看到购买豪华车的买家，须要缴付更高的附加注册费；购买100万元以上的房产，也须要支付更高的买方印花税。车子、房子越贵，须要缴交的税更多。其实从去年开始，政府就已经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和车辆的附加注册费，向富人征税。
（作者是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助理所长）
黄循财去年就说，通过这些方式除了能创造收入，还有助于将一部分财富再循环到我国经济系统，从而缓解贫富不均现象，以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让每一个人，不论背景，都可以向往成功。
社会契约正是新加坡携手前进重点探讨的课题。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的预算案演讲稿，就七次提到这个字眼“social compact”（社会契约）。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2021年一份有关税收和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工作论文就指出，一个公平公正的税务系统，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要交付同样的税，以示公平。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Ravi Menon）同年的纳丹讲座演说也指出，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也造成无法避免的财富不均。
社会契约是抽象的东西吗？也不尽然。一个国家的社会契约，反映了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居住在同一个国度的人民，希望以哪一种方式和平共处，中间要做出什么取舍，都是社会契约的一环。
更多的消费税补助券、邻里购物券和生活费特别补助，针对性地帮助低收入群体。相对的，收入更高，消费能力更强的国人，将承担更高的消费税；买豪车豪宅，也将支付更高的税。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延续去年，有劫富济贫的色彩。
财长也在去年的预算案特别节目中解释，富人不可能承担所有税负，因为这会对他们不公平。在今年的宣布后，坊间就有人质疑，我们是否会吓走有钱人，影响我国作为区域经济枢纽的地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国家通过财富税或遗产税向富人征税，有钱人能轻而易举地通过精打细算的会计师，把缴纳的数额降到最低点。他们大不了也可搬到税务天堂，享受免税优惠。在新加坡，豪车、豪宅是身份的象征，通过向这类奢侈品征税，既不会过于影响需求，也能够为国库增加收益。
